本文是一篇財務管理論文，本文按照“影響因素（會計準則趨同）→經濟后果（投資效率）→未來對策（新經濟背景下數據資產的確認和計量）”三個層次推進的邏輯思路，對盈余持續性的相關研究話題進行了全面分析和討論。

1.導論

1.1研究背景和問題提出

作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擬制主體，公司在其本質上亦可視為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集合體，故現代企業的存續和發展往往根植于上述契約的有效性（Coase，1937；Jensen and Meckling，1976；張維迎，1995）；而會計準則的制定正是保障契約關系有效制定和執行的重要支撐。事實上，會計準則的制定往往也是各方利益相關者協商或妥協的過程，從而通過會計準則提供的信息來更好地協調與平衡委托方、代理人和監管者等多方利益訴求，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Scott，1997）。因此，會計準則的完善和修訂往往也映射了客觀經濟發展變化所引起的會計信息需求更迭，但會計準則的完善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謝德仁，1997；陸建橋，2013），表現為在現實中，會計準則的大規模完善或修訂往往源于一些重大經濟事件的推動，例如：2002年發生在美國的安然事件推動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出臺（李連軍，2007）。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門，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則是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重要節點。在此背景下，為了滿足日益迸發的對作為通用商業語言的高質量會計信息的現實需求，中國于2007年完成了會計準則趨同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承諾，并在2014年對企業會計準則進行了持續修訂和完善，實現了與國際會計準則的進一步趨同（陸建橋，2013；王玉濤和韋程元，2020；等）。

結合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兩次主要趨同與變遷來看，2007年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結束了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共存的局面，建立和規范了中國企業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和披露等基本框架。并且，此次會計準則的趨同還引入了公允價值的計量基礎，在理想狀態下，公允價值如實反映了企業資產和負債的內在價值，有助于企業按照實際情況來計量和披露其經營狀況，從而增強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羅婷等，2008；譚洪濤和蔡春，2009；劉永澤和孫翯，2011；Barth et al.，2008，2012，2014；等）；但考慮到中國資本市場所處階段與理想狀態還有一定差距以及管理層可能出于自利動機來策略性操縱會計信息，從而也對公允價值的推廣應用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曲曉輝等，2009；He et al.，2012；劉啟亮等，2011；Cang et al.，2014；田莉等，2016；等）。而為了降低會計準則趨同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在趨同過程中對公允價值的使用范圍則采取了更為審慎的態度，對存在活躍市場報價的金融資產和負債全面推行公允價值計量的同時，限制了公允價值在長期資產和負債中的應用1。上述這些準則趨同進程中的限制性條件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現實情況，在力爭向利益相關者提供更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同時，也充分地考慮了準則中的自由裁量權被濫用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1.2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文立足于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變遷制度背景，不僅從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其對盈余持續的影響，還分析了盈余持續性對企業投資效率的潛在作用，更從未來可能的會計準則發展變遷的角度分析了新經濟背景下數據資產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等問題。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方面展開：首先，伴隨經濟改革和發展而生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究竟給中國企業的盈余持續性帶來了怎樣的變化？進一步，結合兩次準則變動的具體內容差異，會計準則趨同對應計細分構成項目盈余持續性的影響是否會有所差異呢？其次，較好的盈余持續性是否會有利于降低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呢？其中可能的影響路徑機制又是什么呢？盈余持續性與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是否還會受到兩次會計準則趨同的影響呢？最后，立足于數字經濟的新背景，數據資源在企業中的大量運用是否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影響呢？潛在的能夠促進盈余持續性在未來繼續提升的對策又是什么呢？是否能夠在會計準則層面考慮將數據資產納入其中？又該如何納入及以何種計量基礎納入呢？

概括而言，圍繞盈余持續性這一核心研究話題，本文按照“影響因素（會計準則趨同）→經濟后果（投資效率）→未來對策（新經濟背景下數據資產的確認和計量）”三個層次推進的邏輯思路對其進行了全面分析和討論，詳細研究思路如下：

在正式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前，本文系統梳理和回顧了代理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盈余功用理論等相關研究，對會計準則趨同、盈余持續性、投資效率和數據資源相關的文獻進行總結歸納，試圖理清本文研究的潛在理論和文獻貢獻。進一步，圍繞盈余持續性這個核心研究話題，本文就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因素、經濟后果和未來對策三個層次遞進的維度進行了系統討論。

2.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理論基礎

2.1.1委托代理理論

作為現代企業理論的重要分支（張維迎，1999），委托代理理論經過了一段長時期的發展。Berle and Means（1932）首次提出了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觀點，自此，現代企業的代理問題備受關注。歷經四十年，Jensen and Meckling（1976）正式提出了委托代理問題。在傳統企業結構中，公司所有者自己經營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一致，并不存在著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然而，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環境的改變，專業化分工和規模化生產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特征，企業在大規模擴張中不斷引入新的投資者，使得原有股東的股權被稀釋，意味著企業原有的股東不再是完全的所有者，同時市場環境的變化也對企業經營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職業經理人市場便應運而生。在現代企業管理結構中，開始組建董事會，由董事會聘請經營者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這種治理結構使得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不再一致，產生了委托代理關系，股東成為了委托人，管理者成為了代理人，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產生。后續研究將委托代理理論下的代理沖突分為股東與管理者、大股東與中小股東、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三類沖突。

（1）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問題

在代理理論的框架下，代理問題會帶來股東對管理者激勵、監督的成本增加，加上管理者的自利行為，企業代理成本上升，對企業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如何解決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成為現代企業研究的重要命題。依據代理理論，解決公司代理問題的思路有兩種：一是通過激勵監督機制使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目標趨于一致，二是降低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一方面，監督與激勵機制的建立更多的是從企業內部進行考量，如何從內部公司治理解決代理問題，是現代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命題。代理問題自提出以來，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能夠緩解代理問題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從企業內部來講，當公司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時，管理者也更容易對企業盈余進行操控（Fama，1980），公司治理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Ocak and Arikboga，2017），減少盈余波動，提升企業盈余的持續性，改善盈余質量，從而提升公司價值，即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緩解代理問題（Fama and Jensen，1983）。另一方面，降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除了依賴內部公司治理的完善外，還需要配套相應的政策制度。盈余是企業管理者生產經營的成果，盈余持續性是企業盈余質量的重要特征，對企業價值具有重要影響（雷倩華等，2020），也反映了企業的代理問題。當企業存在代理問題時，管理者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考慮可能會做出非效率投資，包括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Narayanan, 1985; Stein, 1989）。因此，代理問題的改善也將直接影響公司的投資效率。

2.2文獻綜述

2.2.1盈余持續性相關文獻

作為企業盈余質量的重要特征（Sloan，1996；Schipper and Vincent, 2003; Richardson et al.，2005；張國清和趙景文，2008；楊晉渝等，2014），國內外學者從盈余持續性的內涵、度量方式、影響因素、經濟后果等方面進行了諸多的探討。分述如下：

（1）盈余持續性的內涵

Graham and Dodd（1934）提出了盈余在未來重復性不一致的問題，他們根據盈余在未來重復的頻率將其分為永久性和暫時性兩類，認為永久性盈余是未來能夠重復實現的盈余，而暫時性盈余只在會計當期發生，這一區分為盈余持續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在盈余持續性的相關研究中，部分學者從時間序列的角度對盈余持續性進行了界定，Freeman et al.（1982）首次對盈余持續性進行了定義，他認為盈余持續性是當期盈余對未來盈余的預測能力。Kormendi and Lipe（1987）、Lev（1989）將盈余持續性定義為盈余中未預期的部分對未來盈余的影響。后續研究中，有學者進一步將本期盈余能夠延續到下一期間的程度界定為盈余持續性（Sloan, 1996; Richardson et al., 2005）。也有學者從盈余自相關的視角進行了界定，Lipe（1990）認為盈余持續性是當期盈余中未預期盈余轉變為永久性盈余的程度。Anctil and Chamberlain（2005）將企業盈余的時間序列相關界定為盈余持續性。

中國學者對盈余持續性的界定多借鑒國外文獻。趙宇龍和王志臺（1999）開啟了中國盈余持續性的研究；張蘭萍（2006）綜合國外學者的研究，在研究中將盈余持續性界定為對當期盈余造成影響的事項對未來盈余產生影響的時間及程度，后續也有研究采用了類似的定義（程延拓，2009；呂春然，2010）；李世輝和曾輝祥（2016）將盈余持續性定義為企業當期實現的利潤在未來期間可以再次發生的可能性大小；但更多的學者在進行盈余持續性研究時沿用了Sloan（1996）等學者的定義（李卓和宋玉，2007；張國清和趙景文，2008；肖華和張國清，2013；宮義飛和謝元芳，2018）。

3.會計準則國際趨同與盈余持續性 ...................................... 44

3.1問題提出 ................................................ 44

3.2制度背景介紹 ....................................... 47

4.盈余持續性與企業投資效率 ................................. 127

4.1問題提出 .................................... 128

4.2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 130

5.新經濟背景下數據資源會計確認問題對盈余持續性的挑戰及對策研究 ....... 167

5.1問題提出 ...................................... 168

5.2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 171

5.新經濟背景下數據資源會計確認問題對盈余持續性的挑戰及對策研究

5.1問題提出

伴隨信息處理技術和計算機運算能力的提升，數據巨大的潛在價值正在被迅速喚醒，為促進經濟發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強勁的動力，截至2018年，全球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已占GDP比重的40；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將數據列為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的第五大生產要素。而微觀企業則更早地察覺到數據的價值，并將其運用在具體地經營管理實踐中，阿里巴巴、騰訊、尚品宅配等優秀企業案例展示了數據在需求預測、產品創新、運營效率提升等多方面的出色表現，為消費者、股東等利益相關者創造了巨大的價值；根據麥肯錫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零售行業的營業利潤率提升60%以上（Manyika等，2011）。可以說，數據已經逐漸從企業生產經營附屬品的角色，轉變為推動企業發展和轉型的重要動力。

數據是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又作為新的資源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而現有的會計準則體系并沒有完全的反映這一新的經濟要素，這就導致由于這些新資源的存在以及發揮作用，對于尤其是依賴于這些經濟資源的企業而言，很可能會對其盈余持續性產生較大的影響。

未來最珍貴的資源不會是石油，一定是數據19，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數據對深化分工、促進技術融合與創新等有著重要的價值（肖旭和戚聿東，2021）。如今，蘋果、亞馬遜、谷歌等互聯網產業新貴已取代通用電氣、可口可樂等傳統企業，成為全球高市值企業，截至2019年底，全球市值前十的企業中有八家是數字平臺企業。但同時，如何對這些企業的價值進行合理地估計則成了一個難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源于現有財務報告提供的信息缺乏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如果能在這場由數據驅動的大變革中，及時、準確地在會計信息系統中反映并披露數據的重要價值，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管理好、利用好數據，最大化數據的潛在價值，同時對增強財務報告的有用性也十分必要（黃世忠，2018）。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適應新的經濟形勢變化，2018年版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20（以下簡稱《概念框架》）重新修訂了資產的定義，著眼于資產的本質特征，擴大了企業可確認的資產范圍，為在財務報告內披露與數據有關的信息提供了可能性。

6.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特征，盈余及其持續性信息在提升估值準確性、完善合約設計和保護投資者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持續性較好的盈余信息所蘊含的決策價值很可能更大。因此，本文圍繞盈余持續性這個核心研究話題，就其潛在的影響因素、經濟后果和未來對策三個層次遞進的研究思路展開了討論。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就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因素而言，本文實證檢驗了2007年、2014年兩次會計準則趨同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和變化，分析結果表明：首先，兩次準則的趨同均對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說明整體而言，與國際會計準則的接軌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從而也促進了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且該發現在處理了潛在的內生性等一系列穩健性測試后依然保持一致。其次，由于兩次準則趨同過程中重點關注的具體準則項目不同，從而兩次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的細分構成部分的盈余持續性有著不同的影響，表現為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趨同程度深、變動大的新會計準則的引入，對與之緊密相關的應計項目構成部分的盈余持續性提升也越明顯。其中：2007年會計準則趨同進程中新引入了與公允價值計量相關的具體準則，使得2007年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中與金融資產和負債相關的盈余持續性的提升作用更明顯；2014年準則趨同中對原有準則的調整主要集中在長期資產和負債項目上，使得2014年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中的長期性經營資產細分構成項目的盈余持續性提升作用更大。再之，進一步結合中國的特定國情和經濟特征發現，2007年的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的提升作用在國有企業中的邊際作用更為明顯，表明實施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接軌的新會計規則也會受到各國政治體制、經濟特征的影響。另外，兩次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的影響還會受到是否為央企以及企業所處外部信息環境的干擾：一方面，2007年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的改善效果在地方國企中的邊際作用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兩次準則趨同對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的提升作用在外部信息環境好的情況下更明顯，說明企業所處外部信息環境和準則趨同之間可能存在著疊加效應。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