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動企業新質生產力發展是當前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綠色發展與創新驅動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2009—2022 年中國滬深 A 股上市公司數據,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因果森林模型及鏈式中介效應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以下簡稱“雙試點”政策)對企業新質生產力的政策協同效應。研究發現,“雙試點”政策對企業新質生產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相較于單一政策,“雙試點”政策疊加效應更強。政策協同通過“‘雙試點’政策—綠色技術創新—數綠化協同轉型—新質生產力”的鏈式中介路徑推動新質生產力躍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數綠化協同轉型是關鍵傳導變量。進一步研究發現,“雙試點”政策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在企業特征、所在行業競爭強度及城市資源稟賦層面均存在異質性。研究結論對“雙碳”目標下政府政策組合優化,提升企業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文章目錄
引言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文獻綜述
1.2 研究假設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定
2.1.1 基準回歸模型
2.1.2 機制分析模型
2.1.3 因果森林模型
2.2 變量定義
2.2.1 被解釋變量
2.2.2 解釋變量
2.2.3 控制變量
2.2.4 機制變量
2.3 樣本與數據來源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3.2因果森林分析
3.3 穩健性檢驗
3.3.1 平行趨勢假設評估
3.3.2 安慰劑檢驗
3.3.3 傾向得分匹配法
3.3.4 滯后期檢驗
3.3.5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擾
3.3.6 雙重機器學習
3.4 機制分析
3.4.1 獨立中介效應檢驗
3.4.2 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4 異質性分析
4.1 企業特征
4.1.1 企業生命周期
4.1.2 企業屬性
4.2 行業競爭強度
4.3 城市資源稟賦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5.2 政策建議
引言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新、要素創新配置及產業深度轉型催生的先進生產力,具備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的顯著特征,需依托系統性科技創新資源整合實現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此論斷深刻揭示了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契合,也指明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通過低碳轉型與科技金融創新協同驅動其發展,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核心動能。2010 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啟動低碳城市試點通知,并先后開展三批試點工作。該政策旨在通過政府規制與經濟激勵引導產業綠色轉型,能直接影響企業新質生產力發展。同年 12 月,科技部等五部門聯合通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實施方案》,并于 2011 年開展第一批試點實施工作。該試點政策通過創新信貸工具、風險補償等機制賦能技術革新,也有助于激勵企業新質生產力發展。因此,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以下簡稱“雙試點”政策)或成為推動企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兩大重要舉措。那么,“雙試點”政策是否能夠通過協同作用實現激勵相容、更高效協同推進企業新質生產力發展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內在機制是什么?政策效果異質性如何?準確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能為政府統籌試點政策、協同賦能企業新質生產力提供新思路,更對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雙試點”政策對新質生產力的基準回歸結果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文獻綜述新質生產力作為當前中國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備受關注。趙峰等指出其本質是創新與技術擴散過程 [1],核心特征在于通過提升勞動者素質、勞動資料技術含量及勞動范圍,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質量優先”躍遷 [2]。這一生產力的躍升與現代產業體系構建緊密相關,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成為關鍵支撐。生產力發展不僅需要優先推進科技創新,還需確保勞動力發展與之匹配,包括應對關鍵技術挑戰、培養創新型人才以推動科學進步等,同時還需加強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布局 [3]。關于如何衡量新質生產力,很多研究基于生產力要素理論提出了多維分析框架。有研究將勞動要素與生產工具分解為活勞動、物化勞動、硬科技與軟科技四大維度 [4]。也有學者將新質生產力分解為勞動對象、勞動者、勞動資料三大維度,并分別從數字、智能化、創新等多個角度選取勞動資料 [5,6]。此外,在當前全球氣候治理框架下,學界已形成“綠色可持續發展是生產力進階”的共識 [7]。因此,也有學者將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核心要素,構建綠色生產力指標體系 [8]。不同政策實施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研究已受到學界關注。研究表明,綠色信貸、綠色金融、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利率市場化改革等政策對新質生產力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5,8-10]?;谡邊f同視角,創新驅動政策與產權保護政策、寬帶中國政策與氣候適應型城市試點政策等對新質生產力會產生疊加的促進效應 [11,12]。也有學者從城市和民營企業角度,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 [13,14]。現有研究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礎,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現有新質生產力評估體系雖考慮多個方面的勞動資料,但鮮少同時考慮智能和綠色勞動資料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政策研究較少關注低碳政策對企業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更沒有探究其與科技金融結合試點的疊加效應及其協同機制。鑒于此,本研究首先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和因果森林模型驗證“雙試點”政策對企業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效應;其次,構建鏈式中介效應模型剖析“雙試點”政策的作用機制;最后,從企業特征、所在行業競爭強度、城市資源稟賦三個層面剖析政策異質性影響。研究旨在為政策協同提供微觀證據,助力企業新質生產力的可持續培育。

因果森林個體處理效應
1.2 研究假設“雙試點”
政策作為重要政策工具,正深刻重塑新質生產力發展范式。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以綠色低碳為導向,其核心在于依托清潔能源、節能技術及環保材料應用推動生產流程優化與能源效率提升 [15],從而提升企業新質生產力??萍冀鹑谧鳛榻鹑趧撔碌暮诵尿寗恿Γ诤蠑底只D型等要素,通過引導企業積極自主創新,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對新質生產力產生促進作用 [16]。簡言之,低碳城市試點與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兩個政策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質生產力的提升?!半p試點”政策框架下,一方面,低碳城市轉型中的綠色創新技術需求與科技金融的資金供給形成協同效應:政府補貼與科技信貸直接降低研發成本,風險投資與知識產權質押機制加速成果轉化,形成“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市場應用”的閉環。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以“綠色發展”為內核,要求技術創新與生態效益統一 [17],而低碳城市政策通過建設引導資金流向綠色技術領域,與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形成政策疊加效應,顯著提升企業資金使用效率與技術綠色導向。從新質生產力的生產要素來看,“雙試點”政策驅動企業行為模式變革體現在勞動力層面強化可持續性技能培訓,勞動對象層面優化資源配置合理性,勞動資料層面提升投資效率驅動研發創新。這種要素優化最終表現為企業新質生產力的全面提升,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關鍵動能。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1:“雙試點”政策協同顯著促進企業新質生產力的提升。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對提升企業新質生產力具有關鍵作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借助環境規制,倒逼企業為降低合規成本而尋求綠色技術突破 [18]。該政策還通過構建碳市場、綠色認證體系等制度,為綠色技術提供長期市場需求預期 [17]。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通過政府創新補貼、綠色信貸、風險投資等工具,直接緩解企業綠色技術研發的融資約束 [13]。因此,“雙試點”政策的疊加效應突破單一政策邊界:低碳城市政策創造綠色技術需求,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提供資金支持,形成“需求牽引—供給響應”閉環。“雙試點”政策的影響機制,既包含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激勵,也涵蓋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創新成果轉化的資金支持與服務保障。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2:“雙試點”政策通過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進而提升新質生產力。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指企業在同時實施數字化與綠色化兩大戰略過程中,借助數字技術資源與綠色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及高效配置,驅動經營范式與運營流程實現根本性變革,進而構建起數字賦能綠色、綠色牽引數字,二者互為支撐、協同增效的戰略協同體系 [19]。具體而言,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是通過數字技術精準賦能綠色目標的落地執行,綠色需求牽引數字技術的深化創新,構建起“數字—綠色”雙向賦能閉環,驅動資源要素配置、價值創造邏輯及組織運作模式的系統性重構。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通過加大政府科技投入、促進科技人才集聚 [20],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資金保障與技術支撐,破解信息約束難題,加速轉型進程。企業數字化轉型已突破單純技術升級界限,成為驅動企業成長與競爭力提升的核心動力 [21]。此外,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通過資金扶持與政策引導 [22],推動綠色技術研發應用,并助力企業綠色化轉型。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率與資本配置效能 [12],驅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推動企業綠色轉型,增強企業綠色競爭力。因此,在“雙試點”政策引導下,企業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推動產出綠色化及擴大綠色產品需求等機制,有效提升其數字化應用水平和綠色化轉型技術。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形成疊加效應,為企業新質生產力培育提供系統性支持?;诖?,提出以下假設:H3:“雙試點”政策通過促進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提高企業新質生產力。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不僅提升企業環保能力和技術水平,還為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提供重要支撐。數綠化協同轉型能夠促使企業運用先進技術與系統集成,提升生產效能與創新能力,進而提升新質生產力。因此,“雙試點”政策通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推動企業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最終對企業新質生產力產生積極影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4: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數綠化協同轉型在“雙試點”政策與企業新質生產力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5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本研究以 2009—2022 年中國滬深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因果森林模型及鏈式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雙試點”政策對企業新質生產力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與單試點政策相比,“雙試點”政策更加顯著地促進了企業新質生產力的提升,且 這 一 政 策 效 應 通 過“‘雙 試 點’ 政策—綠色技術創新—數綠化協同轉型—新質生產力”的鏈式路徑實現;綠色技術創新是政策影響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因素。此外,研究還從企業特征、行業競爭強度及城市資源稟賦等維度進行了異質性探討,發現“雙試點”政策對處于衰退期與成長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國有企業,以及處于高競爭行業企業和非資源型城市企業的新質生產力提升效果更為顯著。本文從微觀層面實證檢驗了“雙試點”政策的有效性,揭示了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的關鍵作用,也為政策優化提供了科學依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5.2 政策建議(1)優化科技金融支持與環境政策組合設計,持續釋放政策疊加效應紅利。具體而言,深化推廣“雙試點”政策,遵循“先試點后推廣”的實踐路徑,設立“雙試點”城市。此路徑既能有效激發地方政府參與“雙試點”區域申請的積極性,又有助于規避大規模推進新質生產力的潛在風險?;谡吖ぞ吲c政策目標之間的適配性考量,可界定提升新質生產力的量化指標,并據此科學規劃政策組合方案。(2)基于研究識別的“雙試點”政策作用路徑,確保政策精準落實。其一,將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作為核心支持領域,通過設立專項資金、實施稅收優惠等舉措降低企業創新成本;同時,完善標準與監管體系,確保創新成果質量。其二,企業需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力度,推動企業數綠化協同轉型。此外,試點區域要依托自身優勢構建綠色創新生態,加強區域協同合作,共同提升企業新質生產力。(3)實施差異化政策組合策略,因地制宜推進“雙試點”政策落地。在推行過程中,需充分考慮不同企業特征,不同行業競爭強度和城市資源稟賦差異,避免政策實施“一刀切”。具體而言,針對處于衰退期和成長期企業,應側重資金扶持與創新激勵,強化技術指導與市場開拓;對成熟期企業則以標桿管理推動其綠色升級;針對非國有企業可建立“政策適配性評估平臺”,通過大數據精準匹配資源缺口與政策需求;對非高新技術企業可提供專項資金,用于技術培訓、專利服務;對于高競爭行業企業,則應通過政策引導加速推進綠色創新進程;資源型與非資源型城市則分別側重產業調整與政策強化。企業需結合所在城市資源稟賦制定發展戰略,通過政策精準實施與企業主動響應,共同推動新質生產力提升,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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