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會學碩士論文,本研究從知識社會學視角系統梳理并分析了“社會韌性”這一概念的構建歷程,揭示其從語言淵源及科學基礎起步,經由工程韌性、生態韌性、城市韌性等階段,逐步發展為當代治理的重要概念和實踐工具。
一、前言
(一)問題提出
1、研究背景
21世紀以來,全球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正日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這種復雜性一方面源自自然環境層面的多元危機,例如氣候變化、自然災害頻發、生物多樣性銳減、生態系統退化等,并逐漸由局部性風險演變為全球性挑戰。另一方面,社會層面的不確定性同樣不斷增加,全球化進程加速了風險的跨區域流動和擴散,新興技術的快速迭代又不斷催生出倫理爭議與治理難題,傳統社會治理模式恐怕難以有效應對這些紛繁復雜的風險事件。自然與社會雙重風險的疊加與交互影響,使得社會整體面臨空前挑戰,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在應對突發性、持續性和結構性風險時也逐漸暴露出了不足和局限。
基于上述外部環境的變化,“韌性”作為一個最初源自生態學和工程學的概念,在過去二三十年里逐步受到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在自然災害、金融危機、公共衛生等重大風險事件之后,如何理解并增強社會系統應對風險的能力,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從生態韌性、工程韌性,到經濟韌性和城市韌性,“韌性”這一概念逐漸跨越學科界限,形成了一個不斷拓展的理論空間和豐富的研究譜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韌性概念正逐步從關注系統與結構的被動恢復能力,轉向強調主動適應與轉型創新,體現出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顯著變化①。在這一研究趨勢下,“社會韌性”作為韌性概念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衍生概念開始逐步進入學者們的視野,并展現出極大的理論潛力與實踐價值。與生態韌性強調生態系統自我恢復、工程韌性關注基礎設施穩定不同,社會韌性明確聚焦于人類社會的適應性、可持續性和轉型能力,試圖揭示社會主體、制度與文化如何在風險和壓力狀態下表現出持續性、適應性與可能性②。具體而言,社會韌性的研究涉及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制度安排、知識傳播和文化觀念等多個層面的互動和融合,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③。

(二)文獻綜述
1、知識社會學的科學實在論和社會建構論
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是知識社會學中的兩大主要立場,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知識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這兩者是許多學者研究社會韌性時所選取的基本范式,而且由于韌性概念本身所具備的自然屬性,大部分研究都沿襲了自然科學的量化研究方式;但隨著近年來社會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攀升,社會科學領域很好地消化了韌性這個“舶來品”,并越來越關注概念建構過程中的個人因素及其協作機制。
總的來說,科學實在論強調世界及其現象是獨立于人類認知的存在,科學知識是對外部世界客觀實在的反映①;而社會建構論則認為知識是通過社會互動、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等社會過程構建出來的,強調社會實踐和文化對知識的形成有決定性作用②。在知識社會學看來,科學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的對立不止局限于關于社會結構的認識,而是與如何理解知識的生成過程密切相關。科學實在論支持者認為社會韌性等概念是社會現象的客觀反映,可以通過科學方法加以測量和分析,這一觀點對應一種狹義的社會韌性認知。換句話說,贊同這一觀點的人認為社會韌性不依賴于社會成員的認知框架,而是一個獨立的、可以被系統性研究的實體①。社會建構論則強調社會韌性作為一個知識概念,其內涵和外延是在社會互動和文化實踐中形成的,與這種看法相呼應的則是廣義的社會韌性觀點②。換言之,社會韌性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和解讀,因此其研究應當更多地關注如何理解這些社會現象在特定社會中的構建過程,而非單純尋找某種普遍適用的客觀規律③。
二、“社會韌性”的外化起點:語言淵源與科學基礎
(一)作為知識載體的語言符號
“社會韌性”作為一個復雜的概念,其構建過程涉及多學科的知識匯聚。然而,任何概念的形成都離不開語言的基礎,因為語言不僅是知識傳播的媒介,更是意義生成的起點。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看,語言中的隱喻和語義轉譯直接影響了概念的形成與傳播。因此,本章以拉丁詞匯“Resilire”為切入點,通過剖析其語用特征,揭示“韌性”概念在語言層面的起源及其風險隱喻的演化,為后續關于科學實踐與社會機制的討論奠定語義基礎。
1、“Resilire”語用及其風險隱喻
時至今日,無論是用什么語種撰寫的有關“社會韌性”或者提及“社會韌性”的學術論文,在文獻回顧的階段都無法回避“resilire”這個拉丁語詞匯,McAslan經考證發現:所有現代英語文獻中的所使用的“resilience”一詞,均是起源于“resilire”①,而“resilience”之后經由各學科被建構出的各種學術概念,也是中文語境中“韌性”譯介的主要對象。但在幾乎所有討論韌性的研究中,也僅僅是將“Resilire”當作是韌性概念產生的一個語義起點,再往前就這個詞在拉丁文文獻中的語用關注則淺嘗輒止,當然這也是囿于多數研究所秉持的當代視角,主要關注的是韌性概念在某一學科中變種及其學術價值②。但是本文所追求的盡可能完整地復現“社會韌性”概念建構的歷史進程,從而在關鍵節點進行知識社會學分析,那么只追溯到拉丁詞語“Resilire”的語義是完全不夠的,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具體的歷史文本中重新理解它的語用,以便和“工程韌性”的語用相比較,有助于挖掘首次概念變遷中的知識繼承和變遷。
(二)理想材料的科學表征
“Resilire”語言分析揭露了早期韌性概念在語義上的復雜多樣特性,為理解“社會韌性”概念打下了根基,單純的語言轉譯,不足以支撐“韌性”在科學領域的大量應用,在接下來的那部分中,我們會探究科學實踐怎樣促進韌性概念的外在呈現,尤其以工程韌性的實踐應用為切入點,審視“風險是什么”的科學化界定程序及其對“社會韌性”概念的相關影響。就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研討社會韌性的外化開端,從語言起源和科學根基兩個維度切入,體現出內在的邏輯性與合理性,語言作為社會交往及認知的基本工具,是知識外化顯現的首個媒介,社會韌性屬于一個被社會構建的概念,其語言的來源體現了知識具有社會性與歷史性。語言不但承載著個人經驗的表達,還憑借共享的符號系統把這些經驗轉化為集體的認知,科學基礎為社會韌性概念的理論框架及實證研究給予了支撐,讓其能夠從抽象的社會構造轉變為具體的、可實施的知識,科學研究憑借設立方法論并進行實證核實,把社會韌性展現為有普遍性、可測量性與實際應用性的社會現象,語言淵源跟科學基礎的結合,使社會韌性實現從個體經驗到社會共識的轉化,也為其成為跨學科交流和實踐的基礎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后盾。
三、“社會韌性”的前客體化:超越單一結構的慣例化認知..............31
(一)系統思維下韌性的對象性重塑...............................31
1、“社會—生態韌性”與系統科學的介入......................32
2、“城市韌性”與復雜適應系統..............................34
四、“社會韌性”的一階客體化:學術共同體的制度化嘗試..............42
(一)跨學科整合中的體系化解讀.................................43
(二)跨文化比較中的量化操作...................................46
(三)基于實踐挑戰的理論抽象化.................................48
五、“社會韌性”的二階客體化:走向正當化的治理話語................52
(一)社會韌性進入中國的動力分析...............................52
1、可持續性發展和韌性建設:風險治理中的社會機制............53
2、“中國式風險社會”的治理困境............................56
五、“社會韌性”的二階客體化:走向正當化的治理話語
(一)社會韌性進入中國的動力分析
中國于社會韌性二階客體化進程里的特殊性,主要體現為政府層面的推動與正當化操作,中國政府在面對快速城市化、環境壓力、經濟轉型等諸多挑戰時,日益意識到增強社會韌性對社會穩定以及長遠發展的重要性,社會韌性當作一個政策目標,最初就被列入頂層設計范疇,尤其是在“社會管理創新”以及近年才提出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戰略里,社會韌性變為關鍵事項,提前就這種頂層設計進行了提及,意味著社會韌性不只是學術層面的探討或局部性的政策手段,而是慢慢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要點之一,開展社會韌性進入中國的動力學分析十分必要,這跟概念建構的二階客體化緊密相聯。
1、可持續性發展和韌性建設:風險治理中的社會機制
現代社會固有其內在的風險屬性,可被界定為風險社會①。自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社會已逐步過渡至晚期現代階段,這一時期特征顯著地表現在面臨日益復雜、系統性和全球性風險的環境中。當前全球社會面臨著多重復雜風險與挑戰,諸如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軍事沖突、恐怖活動、人口遷移以及國際貿易體系的變革等,這些因素共同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傳播。現代性的推進在帶來顯著變革的同時,亦引發了復雜的風險交織與累積效應,這些現象不僅產生了多重壓力源,還加劇了社會系統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冠狀病毒疾病的全球傳播,不僅作為一種全球健康危機,更象征性地反映了全球風險社會的普遍特征及其潛在的預示作用。隨著現代社會的持續發展與復雜性加深,構建一個既健康又安全且具備可持續性的文明社會,已然成為迫切需求,旨在有效應對此類社會中固有的高風險情境及其引發的短期與長期影響,無論是地方層面還是全球范圍內的挑戰。

六、結語
在日常交流或者學術表達的過程中,我們對于某些概念的存在早已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運用在不同學科的文本之中。針對“社會韌性”的應用和延展,在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之下,我們已然看見了韌性觀念的遷移及其風險認知的轉型。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韌性的概念歷經從實踐中的外化到客體化的過程,成為風險治理的重要理論框架。本研究從知識社會學視角系統梳理并分析了“社會韌性”這一概念的構建歷程,揭示其從語言淵源及科學基礎起步,經由工程韌性、生態韌性、城市韌性等階段,逐步發展為當代治理的重要概念和實踐工具。研究指出,韌性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被外化為跨學科交流的邊界對象,并通過科學探索、政策引導與治理實踐間的相互作用而實現客體化,最終制度化地嵌入中國社會治理語境。
然而,韌性的客體化更多服務于宏觀治理體系,尚未觸及個體與社會認知的深層結構,未來亟需實現其向內化的躍遷。韌性的內化不僅是將抽象概念嵌入個體與文化認知的動態過程,更是從靜態結構向動態系統轉變的理論深化過程。在這一轉變中,韌性不再僅限于對風險的被動應對,而是通過個體認知和社會行動的雙向互動,形成具有前瞻性與創造性的風險管理能力。這一趨勢要求知識從學術理論逐步轉化為適應不同群體和文化語境的行為指南,同時推動韌性理念與日常實踐的深度融合,使其內化為一種社會規范與文化資本。我相信,未來的社會韌性理論將超越作為治理工具的功能定位,更多關注其文化嵌入與價值維度,通過對社會系統中多主體互動與適應行為的研究,展現韌性的動態創造性。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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