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英語的客觀存在


（一）必然性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英語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通用語言。根據孫太群，黃遠振（2009）的統計，全球有45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35%的人講英語。英語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工作語言，75%的電視節目使用英語，80%的互聯網信息用英語傳播。英語的世界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同時，英語的國際化加速了英語在全球范圍內的本土化進程。世界各地的英語構成了英語的變體，形成了美國英語、加拿大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內圈英語。作為昔日英國殖民地的美國，發展了獨特的英語表達方式和詞匯，成為了獨立的美國英語，與作為母體英語的英國英語相抗衡，甚至其影響力超過了英國英語，以“美國英語優越論”代替了“英國英語優越論”。（龐秀成，2008）在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或主要外語的國家和地區，也形成了本地化的變體，如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南非英語等外圈英語。http://ukthesis.org/yyxzy    中國英語就是在英語成為全球化的語言、世界英語變體應運而生的時代背景下，英語國家使用的英語與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英語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的英語變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英語的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二）界定從1980年葛傳槼先生提出中國英語這一概念開始，中國的外語界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中國英語的定義、定位及其和標準英語的關系。汪榕培（1991）認為中國英語是“在中國本土上使用的，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中國特點的英語。”李文中（1993）認為中國英語是“以規范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干擾和影響，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諸多手段進入英語交際，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句式和語篇。在此基礎上，賈冠杰等進一步指出，中國英語是“操漢語的人們所使用的，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無法避免或有益于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國特點的英語變體”。從以上三個頗具代表性的對中國英語的界定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國英語具有規范性（以標準英語或稱規范英語為核心）和中國特色（具有中國特點的表達方式）兩大特點。前者是決定了中國英語能被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的前提條件，而后者則有助于中國文化的輸出。在世界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大環境下，中國英語“有益于傳播中國文化的特點”無疑對建構中國的文化身份、促進中國文化的輸出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時至今日，對中國英語的研究焦點從最初的對中國英語的界定、定位逐漸轉向其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因素，從社會語言學、跨文化交際、語用學及其對英語教學的啟示等層面研究中國英語，其中不乏對中國英語的實證研究（文秋芳，2003；王昀，2007；蘭軍，2010），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英語的發展。#p#分頁標題#e#


二、中國英語與中國的文化身份


（一）文化逆差―中國學者不可回避的問題早在200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曾撰文呼吁“在‘全球化’與后殖民地的世界語境中，我們必須正視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否則中國文化就會被西方思想所淹沒”（2004:5），并提出“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是基于世界主義并應對這一問題的策略。由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和媒體對中國的不利宣傳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文化交流出現了嚴重的逆差和入超。根據王岳川先生的統計，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僅幾百冊，這個數據雖然有待于進一步證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西翻譯著作出現了巨大的文化逆差。另一方面，由于英語世界化、國際化的優勢，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熱情遠遠超過了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積極性，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母語危機和文化危機。一些學習英語的人不懂得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在與外國人交流時出現了中國文化的“失語現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們傳統的文化受到了威脅，中國的文化身份正在被扭曲，更有甚者，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刻意宣傳中國威脅論，任意曲解中國。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文化身份，其國民就會慢慢地失去文化認同，從而喪失民族的凝聚力。（王岳川，2004）因此，中國的學者必須關注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二）中國英語―中國文化身份的構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一個民族進行思維和感知的工具，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標志。中國英語反映了中國特有的事物和概念，其語言特點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中國英語的客觀存在以其規范性和中國特色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跨文化交流中，建構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例如，與時俱進（keep pace with times）、吃大鍋飯（eating from the same big public pot）、端午節（Dragon Boat Festival）等在表達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過程中，既符合英語的基本規范，又與中國的國情密切聯系，在英語全球化的過程中構建了中國人自己的文化身份。


三、中國英語與中國的文化輸出


（一）中國文化輸出的呼聲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隨著中西方跨文化交際的不斷深入，奧運會、世博會等重大國際交流在中國的成功舉辦，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呼聲也越來越責任編輯：董豐五、逆向合作中的關系準則(relation)關系準則是指要說相關的話。廣告商故意讓廣告語違反關系原則是為了避免說話太直接會引起消費者的反感，目的是拉近消費者與商品的關系。如：The Top Satisfaction. 這是Hilton香煙廣告。廣告并沒有交代任何的關系者，表達的內容似乎與Hilton香煙風馬牛不相及，不過，當我們假定讀者是廣告商或是合作者，它隱含的意義就容易理解：抽Hilton香煙，你能獲得Top Satisfaction。間接告知了消費者Hilton香煙的優良品質。在現實交際中，話語相關的程度越低，需要讀者做出推導的努力就越多，廣告效果就越好。這則香煙廣告的實質是要消費者出錢購買商品，過于直白的表述往往會令消費者對香煙感到反感甚至產生厭惡心理。因此，廣告主就必須運用巧心設計得體的廣告語，使其恰好地反映出廣告主的真實意圖，這從某種角度體現了語用學的關系準則。藝術化廣告的創作就是要不斷標新立異，有新意才能第一時間吸引消費者，使廣告能夠在消費者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逆向合作可以產生幽默感，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提高廣告的記憶度，增強說服力，使得消費者在不自覺中受到廣告藝術的影響，進而購買其產品。高，中國人正從各個方面有效地進行著文化輸出：210所孔子學院在全世界64個國家和地區的建立，以其形式多樣的漢語及漢文化推廣活動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中國，關注中國文化，也使得更多人開始學習中文，出現了漢語熱。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以漢語作為媒介的中國文化的輸出還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中文或漢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是非常邊緣的，中國文化的失語現象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存在的。王岳川教授在提出“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時”曾說：“中國再也不能等著西方來發現，‘發現主體’不再是傳教士、不再是西方，而是我們自己”。因此，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現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而要積極主動地將中國的文化精品推向世界。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和重要標志，在文化輸出時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必須有語言媒介。目前，雖然學漢語的人逐漸增多，但漢語的全球化尚不具有可能性，只能用英語的形式來輸出中國的思想文化。#p#分頁標題#e#http://ukthesis.org/    正如王寧（2009：17）所說：“我們要想使得中國人的人文社會科學迅速地進入國際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暫時借助于英語的中介。”他認為，在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的時候，即使用的是英語，但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是中國的，即本土的，這會更有效地將中國文化介紹到全世界，從而使中國的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強勁，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二）中國英語―中國文化輸出的有效途徑目前，中國英語尚處在發展階段，許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在世界英語大家庭中尚未像其他英語變體那樣被廣泛地接受。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加強，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中國英語也頻頻出現在國內外各大媒體上。這些中國英語通常采用拼音加注釋、直譯或直譯加注釋的方式，具有典型的漢語特色。再者，中國英語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充分的可理解性和交際功能，例如作為國際主流媒體之一的BBC在報道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時，頻頻使用具有中國特點的中國英語，天宮一號（Tiangong 1），中國宇航員（taikonaut），等等。因此，中國英語是除漢語之外，中國文化輸出的最好的輔助語言媒介，是中國文化輸出的有效途徑。文化輸出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但目前的文化教學中還存在著重西方文化、輕中國文化的文化失衡現象，導致很多學習英語較長時間的人也無法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嚴重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對外輸出。因此，提高中國人，尤其是英語學習者對中國英語的認識，以中國英語為載體，傳播中國文化。深厚的文化素養和準確的英語表達才是成功進行跨文化交流、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的關鍵所在。中國文化的輸出仍然任重而道遠，我們還需加倍努力，利用彰顯中國文化身份的中國英語堅持文化的可持續輸出，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全球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