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代寫，本研究從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兩個角度分別考察了商業一類和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運作機制，運用數理統計和數學模型構建方法探究了制度性因素作用于商業一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渠道，分析了影響商業一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中介變量、協調變量以及其制度內容的交互效應。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國有企業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和關鍵力量，它涉及到諸多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承擔著保障國家經濟穩定供給和經濟安全的使命。國有企業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不可動搖，是黨和國家的重要依靠力量。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這一時期，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機制，改革國資授權經營模式，加快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優化和戰略重組，推動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這些都離不開對國有企業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優化與改革。2020年5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這是針對新時期的國有企業，依據新要求新標準提出的系統的改革行動計劃，方案力求使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逐步完善企業制度與運行機制，增強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從而帶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與發展。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指出，“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加快國有經濟結構優化和調整進程，發揮國有經濟的重要戰略支撐作用”。這就為激發國有企業活力進一步指出了清晰而明確的方向。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正式發布。《綱要》指出，“要力爭在改革進程中邁出新步伐，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過程中取得重大突破”。

投資是企業除日常生產經營外最主要的獲取資源及利潤的方式和途徑，對企業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投資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途徑之一，對社會經濟發展有明顯促進作用。從微觀層面來看，投資決策是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重要決策之一，投資效果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有長期影響。近年來，我國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商業類國有企業作為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提高市場經濟活力為發展目標的國有企業，其企業投資效率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由于委托代理、融資約束、非理性經理人等一系列問題的存在，投資低效率的情況一直在我國大部分商業類國有企業中存在，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資源以及社會資源分配的浪費，加大了國有企業經營風險，最終影響企業績效及國家經濟發展，因此對這種非效率投資行為進行限制成為商業類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本文的研究核心旨在從制度層面探究影響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內外部制度性因素，剖析商業類國有企業內、外部制度與投資效率間的作用機理，試圖從制度視角揭示不同類型商業類國有企業在投資效率層面的異同特征，并為提高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提供制度方面的可參考的有效性對策，以期能夠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及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有意的理論指導和經驗借鑒。

1.2  相關文獻綜述

1.2.1  國有企業相關研究

近年來，學者對國有企業的研究逐步深入，對國有企業重要性的認識逐步深化，盛毅（2020）認為國有企業作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種企業類型，其從本質上反映了世界經濟的走向和發展趨勢①。相較于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國有企業顯然擁有更長久的壽命。黃煒、李龍杰（2019）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存在形式和模式由各國國情、各國經濟狀況等眾多宏觀因素共同決定，其發展架構也是復雜多變的②。宋政謙（2014）從各國實踐結果中總結得出，國有企業的生存無法脫離生產力和社會政治總需求兩類內容的影響，不同需求孕育不同的國有企業模式，也奠定了不同的企業發展基礎③。不同國家和社會對國有企業的定義總會存在差異，如加拿大將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獨資的企業統稱為國有企業。陳思宇（2021）總結以往資料得出，為了從根本上滿足建國后當期的社會需求和人民需要，實現經濟建設目標，迅速對市場做出回應，我國在建國后大規模建立和成立國有企業④。隨著時間推移和經濟結構變換，我國國有企業在不同時期內的定義也發生了些許變化。在歷史進程上，我們通常將改革開放后的國有企業稱之為“現代國有企業”，該時期的國有企業不同于改革開放前有關國有企業的內涵，此階段的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形式，需要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又要符合國家戰略目標，在運營模式和經營方式上較單一。朱珊珊（2018）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本身的屬性和功能所決定的，其功能屬性是企業后續作用深度和分類改革的基礎①。學者普遍贊同社會主義視角下國有企業功能通常可被劃分為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兩類。周學東（2014）指出社會功能機制中的國有企業一般被認定為是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而在經濟功能機制中的國有企業則被認定為是公有制的另一表現形式，二者相輔相成且不可脫離②。周敏慧（2018）從控制論的角度觀察國有企業，認為國有企業可發揮引導和控制功能，或在市場經濟中充當宏觀調控工具，在提供產品服務的同時穩定經濟結構，進而實現更多的盈利并擴充就業③。這種“引導-控制-中介”的調節作用是我國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功能。

第2章  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2.1  相關概念

2.1.1  商業類國有企業概念界定

1. 商業類國有企業概念界定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變遷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進行，國有企業在不同階段充分展現了自身的綜合實力。隨著時代進步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推進，國有企業發生了內部與外部的雙重革新，這種革新不僅僅體現于制度創新，還伴隨著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商業類國有企業這種新的分類方式便是進一步劃分國有企業形式和功能的一種體現。自1992年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思想提出后，學術界針對以“改革標準”、“劃分依據”為核心的課題展開了激烈探討。直至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方為這場學術探討指明了具體劃分方向和依據。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企業需根據國有資本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結合不同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現狀以及發展需求，將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充分展現出商業類與公益類國有企業在性質、運營方式和監管方式等層面的不同，以此推動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深層次融合。商業類國有企業需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其目標是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企業大類劃分完成后，歷時4個月國資委、財政部與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該文件強調在國有企業體系內，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要時刻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為目標，重點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安全效益的有機統一。此文件給出了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概念、發展目標及功能定位，并逐漸顯露出商業類國有企業需依據功能屬性持續細化與分割的雛形思想。

2.2  理論基礎

2.2.1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從動態角度研究經濟制度和為經濟提供相關服務的其他制度，側重于對資源合理配置的研究，包括交易費用制度、產權制度等?！肮参锲防碚摗笔切轮贫冉洕鷮W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旨在將資源配置和分配思想完全滲透到理論體系中，從最初的經濟學領域拓展到后期的非經濟領域，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習慣風俗等。NIE理論認為非經濟學領域形成的其他形式的制度也具備引導經濟行為追求企業或經濟效率最大化的功能,NIE的核心目標是建立合理、科學的資源配置制度，以降低交易費用為基本行動準則，考慮制度變遷成本為制度結構帶來的阻礙效果。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認為制度可被劃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兩類，在舊制度經濟學理念的基礎上更為強調“有限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用以挖掘制度、經濟績效和交易費用間的動態規律。本節將對本論文所涉及到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內容進行闡述，并對理論與本論文后續研究的關系作進一步解釋。

1. 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曾在科斯（1991）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被描述為“企業獲取準確市場信息時所付出的必要費用，即利用價格機制形成的成本總額”，他認為經濟學應回歸現實本身①。交易費用是市場經濟維持穩定運轉所需支付的費用，是市場中契約機制得以運行的成本，它包含物質生產過程中除了直接費用以外的所有非直接費用。學者們對交易費用的定義不同，其主要根源在于不同學者對交易費用的研究視角不同，對交易費用所涵蓋內容的理解不同。我國學者張五常（1999）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交易費用做出的定義涵蓋內容更加豐富，他認為交易費用是社會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總費用減去生產成本之后的剩余總和②。這種對交易費用的闡述無疑更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

不同的定義為實際經濟活動中的交易費用賦予了不同含義，交易費用理論的提出進一步明確了企業和市場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同時也指出了一種能夠相互配合和代替的資源配置機制和流程的存在，且這種機制附帶明顯的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特征。企業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活動中體現的交易費用主要表現在談判成本、簽約成本以及后期的管理監督成本等多個方面。交易費用可通過經濟活動將市場機制以交易成本的形式轉變為內部化的制度，盡可能的降低或消除市場不確定性風險成本，最終提升經濟增量。

第3章  制度性因素對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機理分析 .......... 47

3.1  內部制度影響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機理分析 ...................... 47

3.1.1  內部制度影響商業一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機理分析 ........... 48

3.1.2  內部制度影響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機理分析 ........... 55

第4章  中國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空間時序發展現狀分析 ................... 77

4.1  中國商業類國有企業整體現狀分析 .................................................. 77

4.1.1  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水平及效率情況 ....................................... 77

4.1.2  商業類國有企業功能類型的異質性特征 ................................... 83

第5章  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制度性因素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 115

5.1  內部制度性因素測度指標的選擇與細化 ........................................ 115

5.1.1  測度指標的篩選 ........................ 115

5.1.2  測度指標的剔除與優化 ........................ 127

第7章  制度性因素影響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實證分析

7.1  模型假設

國有企業分類和功能定位是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著重探究的內容。在實際生產活動中，影響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和內涵定義的因素從制度角度可基本劃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方面，從內外角度可被劃分為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兩類。制度性因素由產生到發展完善均無法脫離國有企業運行主體，不同制度可能會多方向的作用于國有企業內外部管理和運營體系，例如企業內部文化是貫穿于企業整體運營的基礎前提，外部政府參與或政策約束是引導企業運作方向的基本控制要素，且在特殊情況下，會出現部分內部或外部因素具有正反雙向推動或阻礙效果的情況。

在前文商業類國有企業劃分和制度性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基礎上，本章結合已有的文獻資料和對商業類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將針對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指標和總體效率值建立其與內部制度、外部制度間的函數模型，以方程形式揭示制度性因素或指標作用于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途徑和方式。本章給出如下模型假設：

??3：外部制度性因素與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保持一致的波動趨勢，內部制度中部分指標呈現負向作用關系。

在求解制度性因素與商業一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函數的過程中，得出了內部制度體系內多數指標的數據變化與商業一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評價函數中的殘差項保持正向關系的結論，而外部制度體系內的部分指標與投資效率殘差項和評價指標間存在負向關聯關系。上述不同方向的作用關系和結果主要與商業一類國有企業的發展目標和基本功能屬性有關，商業一類國有企業聚焦于市場競爭力的培養和開發多元化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其市場定位與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截然不同，商業二類國有企業與商業一類國企的主要區別是定位目標和發展方向的區別，二類國企主要關注關鍵技術產業，其發展目標基本鎖定在控制力和影響力上，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擔當成分。

第8章  研究結論及相關對策建議

8.1  研究結論

在我國經濟體制變革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改革受到了廣泛關注，商業類國有企業作為現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體系中的重要部分，其投資總量及效率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深入探索內外部制度與商業類國企投資效率間的作用轉化過程對我國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機制建立和國有企業體系的系統改革均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和借鑒意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內部制度、外部制度與商業一類、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究和數據分析，探討了制度性因素與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間的傳遞作用和調節效應，并通過實證分析和驗證的方式得出如下結論：

（1）內部制度與外部制度對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多呈正向作用

初期學者針對國有企業的研究通常局限于對其體系未來發展之路的探尋，后期的研究內容逐漸將壓力和制度等制約性因素納入影響機制進行分析，而后發現當作用因素增加時，國有企業的整體運作流程會趨于細化，在此階段國有企業被分成公益類和商業類國有企業。針對競爭性意向較強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其投資機制是否良性運轉與企業內部循環機制高度相關，特殊情況下投資也關乎著商業類國有企業的生死存亡。商業類國有企業將發展目標定位于國有資產的積累和綜合影響力的提升，自然對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綜合需求相對較高，尤其是在外部制度層面。在商業類國有企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中，若失去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加持，商業類國有企業經營風險將隨時增加，全局運作機制和管理結構的穩定性也將失衡。因此，商業類國企依據自身發展目標和市場定位從內外兩種制度層面挖掘影響其投資結構平衡和循環機制運轉的制度性因子，對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機制的建立和運行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對政府控制和法律法規強制性程度的探索。

可以說，中國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體系的完善得益于中國經濟轉型階段的總體經濟發展，國內市場的穩定和國際市場的開拓為商業類國有企業體系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環境。反之，當國內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機制和結構發生雙重變革后，我國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投資傾向和情緒將間接影響國際國有企業投資者的投資意向，這與我國整體戰略規劃是息息相關的。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多項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因子對商業一類和商業二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呈現正向作用趨勢，但也有部分因子對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負向調節效果，如股權凍結制度、財產保護制度、股權質押比例和產品市場競爭制度等因子。這說明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效率體系而言，通常具有雙向導向作用，但一般情況下，正向引導作用的綜合效力普遍高于負向阻礙作用。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機制的建立者和投資決策者可通過內部制度與外部制度的合力作用調節和平衡商業類國有企業投資和內部國有資產儲量間的關系，以此維系企業內外的良性循環與發展。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