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通過對樣本數據展開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出當前我國家庭決策者的金融投資意識不高，對于金融資產的占有量也很少，而且家庭投資決策行為十分謹慎。

第一章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一、相關概念界定

（一）金融素養

金融素養是近年來一個較為新興的概念，但對其具體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并沒有給出統一的意見。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對于金融素養概念的界定，下表是本文對目前已有主流金融素養定義的整理。從表1-1可見，由于各研究者所使用的方式存在區別，其對金融素養概念的界定與指標構建存在差異，但對于該概念的定義都側重體現在金融專業知識水平和運用金融專業知識的能力兩方面。因此，結合文獻綜述部分眾多學者的研究，本文將金融素養定義為：通過在金融知識和投資實踐的后天學習中所掌握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幫助投資者做出高效合理的金融決策而獲得金融福祉。

二、相關理論基礎

（一）合理預期理論

1961年，穆思提出了合理預期理論。該理論主張經濟參與者在做出經濟決策之前，先要了解掌握和分析有關信息，并依據已經搜集到的可以反映過去和現在的信息，來做出合理有效的決策。更為具體的說，該理論認為經濟主體并不會做出非系統地失誤決策，并且這一理論指出搜集相關領域信息是有效提升投資者做出正確決策的重要手段。不過在實際情況中，參與市場的經濟主體很難做到完全理性的決策，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自身的一次次經驗來盡可能做出最優決策。可見，在參與金融市場的過程中，家庭資產選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與合理預期理論十分吻合。家庭金融的研究重點是家庭怎樣在金融市場上優化資源配置。其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家庭應該怎么在一個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下，通過以有限的資源開展跨期資產配置，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由于家庭居民的經濟行為機制較為復雜，特別是在不同的背景和個人特征及宏微觀等因素的影響下，他們會相互權衡，在合理判斷之后做出盡可能正確的決定。因此，基于合理預期理論，當家庭決定參與金融市場時，針對金融方面信息的搜集，金融素養水平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相關信息和知識的積累也會對家庭金融市場投資的觀念和風險偏好產生影響。

（二）生命周期理論

1954年，Franco Modigliani等人第一次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Hypothesis，簡稱LCH）。這一理論也被稱為消費和儲蓄的生命周期理論。其基本思想是，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中，人們消費的金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所能獲得的總收入和總財產之和。然而，理性的消費者將根據生命周期中所能預期獲得的收入，來對生命周期中每個階段的儲蓄和消費做出合理安排。比如，消費者可以在年輕時期通過賺取收入進行儲蓄，等到年紀大了無法工作時，就可以依靠年輕時候的積蓄來消費生活。通過這種手段將自身生命周期內的消費效用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第二章我國家庭金融素養、風險偏好與家庭金融資產選擇概況

一、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概況

（一）我國家庭金融資產總量特征

本文實證部分數據主要來源于2019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所進行的一項全國性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除最新公布的2019年CHFS調查數據外，此前還公布了其他幾輪數據。

具體從之前的CHFS數據來看，我國家庭總資產均值從2013年的78.6萬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91.1萬元，在2017年家庭總資產均值更是高達112.6萬元。其增長幅度從15.9%增加到了23.6%。從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資產來看，家庭所持有的平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從在2013年的26706.2和90908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31120.7和120328.6元，增速分別為7.78%和32.36%。而所擁有風險資產，比如以股票和債券為例，家庭所擁有的平均股票市值從2013年的89117元增加到2017年的137558元，增長幅度為54.36%；擁有的平均債券市值從105156.4增加到143394.2元，增幅為36.36%2。可見，從資產總額上來說，由于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家庭金融資產持有總額出現不同幅度的上升，同時從金融資產種類上來看，家庭可以選擇的金融產品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等新型金融投資工具也成為了家庭資產配置的多種選擇。

在對之前公布的CHFS調查數據進行簡單分析后，我們對于家庭參與金融資產的情況有了初步認識。下面本文以2019年的數據為代表進行重點分析。

二、我國家庭居民風險偏好情況

在CHFS2019問卷中，設計了一個關于受訪者風險態度的問題5。參考學者胡振和臧日宏（2016）的做法，本文將問卷中的風險態度劃分為五級[21]。依據受訪者所選選項分別賦值為5到1，分值越大表明戶主風險厭惡程度越高。同時，參考大部分文獻的做法，將調查問卷中選項選為“1”和“2”的家庭認為是風險偏好型家庭；選擇選項“3”的家庭視作風險中立型家庭；而將答案選為“4”和“5”的家庭看作風險厭惡型家庭。

從表2-5所列出的值可以看到，對于問卷中所設置的風險態度問題，有效參與的家庭共有87313戶，其中，有6008戶是風險偏好性型家庭，有14925戶是風險中立型家庭，而風險厭惡型的家庭高達66380戶。各類型的家庭數量占比分別6.88%、17.09%和76.03%。這顯然可見，我國家庭中仍以風險厭惡型家庭居多，在家庭金融資產配置中，我國家庭普遍有著較強的風險規避意識，家庭傾向于在把控風險的基礎后再考慮投資回報率的問題。

第三章變量選取與模型選擇...............................27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27

二、變量選取............................27

第四章金融素養、風險偏好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實證分析...35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35

二、相關性分析....................................36

第五章結論與政策建議......................55

一、結論...................................55

二、政策建議..........................56

第四章金融素養、風險偏好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4-1是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4-1可以看到，受訪家庭的風險市場參與率不高，平均擁有風險性金融資產的家庭占比約為22.3%,其中擁有股票的家庭最多，占比約為19%，其次是持有基金的家庭，占比約為5.9%，而持有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家庭非常少，僅有0.7%和0.1%的家庭選擇持有這兩種資產。而且不管從分值加總法還是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的金融素養指標的均值都較低，這說明我國居民的金融素養水平不高，這可能與我國受教育水平有關，因為就受訪者的受教育年限這一變量而言，其均值為11左右，這說明受訪者受教育水平偏低，普遍處于初中這一水平。對風險態度變量賦值后，可以看到風險偏好指標（preference）均值為0.126，即偏好風險的戶主僅占比12.6%，而厭惡風險的戶主占比60.8%，這說明我國家庭看待風險還是持厭惡的態度為主。對于選取樣本中，受訪家庭的居民平均年齡為48歲左右（本文僅選取18-90歲的樣本），這說明我國人口傾向老齡化。健康狀況均值為2.449，說明居民健康狀況處于一般水平左右，且樣本中受訪者戶主性別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而且處于已婚狀態的戶主較多，占比高達80%以上。此外，取對數后的家庭收入、家庭資產、家庭負債的均值和最值差距較大，這說明受訪家庭的資產配置不均勻的程度大。另外，在樣本數據中，受訪家庭僅有16.2%的農村家庭，受訪的城鎮家庭遠多余農村家庭，東部地區的家庭比西部地區家庭多。

第五章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在前文實證研究部分，本文選擇了Probit和Tobit兩個模型，分別研究金融素養、風險偏好各自對家庭金融行為造成的直接影響。另外，還從風險偏好可能存在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的視角進行實證，來研究戶主金融素養與其參與風險金融市場行為的關系。然后得到了具體如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通過對樣本數據展開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出當前我國家庭決策者的金融投資意識不高，對于金融資產的占有量也很少，而且家庭投資決策行為十分謹慎。不過，盡管目前我國多數家庭的財富仍主要集中配置在現金、銀行存款等無風險金融資產，但是家庭資產選擇已經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第二、關于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概率高低，實證結果表明，金融素養、風險偏好對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都產生了明顯為正的直接效果。戶主金融素養越高、對風險越偏好，其進入到風險市場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資產規模、收入水平、主觀幸福度與家庭進入到風險市場顯著正相關。而已婚家庭、年齡的平方、性別、家庭負債、以及農村和西部地區與家庭進入風險市場顯著負相關。年齡與家庭資產選擇行為存在倒“U”型關系，隨著戶主年紀的增長，家庭參與到風險市場的概率先變大后變小。教育水平越高、資產越多、收入水平越高以及越幸福的家庭，越可能參與風險資產投資。對于存在負債和已婚的家庭，其家庭生活壓力較大，因此這類家庭進入風險市場投資的意愿并不強烈。另外，對比城市和東部地區，農村和西部地區金融可得性不好，且這些地區居民接觸金融知識、獲得市場信息的機會不多，而且獲得金融服務的成本也偏高，因此農村和西部地區的家庭參與風險市場的可能性不高。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