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基于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的影響關系展開了深入研究和數據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結論，這些結論對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推進共同富裕、以及制定相應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自古便貫穿于人類社會。2000多年前，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主張人有自己的權利，要求實現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建立城邦的根本目的，就是讓人們過上一種幸福和善良的生活。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之以恒的艱苦奮斗，我國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偉大目標，在邁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踏出了堅實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義。無論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亦或是“天下為家”的小康無不反映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治國之道，富民為始。”正是這種追求推動人類發展，共同富裕不僅是黨的重要奮斗目標，也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更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全黨全體人民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包容性金融體系不僅能加快經濟增長，而且可以實現機會均等和資源公平配置，是推動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數字賦能已經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普遍特征。當前，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改變了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國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金融）經歷了快速發展，大幅改善了傳統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性，有效緩解了傳統金融信息不對稱、服務成本高、金融服務活動空間受限等問題，普惠金融與數字技術的交叉融合發展成為推動中國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成為新發展階段實現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重要動力引擎。一方面，作為數字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效率，還可以緩解不同創新主體的融資約束，提高整體創新創業水平，在區域間高效配置創新要素，從而有助于“做大蛋糕”；

1.2 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上一節對本文研究的背景和選題的意義做了簡要概述，在本節則重點闡述研究思路、內容和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在遵循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邏輯順序上，確定了研究思路與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見圖1-1）。

第一步，引出并初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發展的關系。從推動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發展的背景與意義等著手，在梳理、歸納和總結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引出對數字普惠金融推動共同富裕發展的理論思考。

第二步，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發展水平進行理論分析。首先闡述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的相關基礎理論，包括金融發展、金融排斥與收入分配等理論。其次，構建了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的數理模型；最后，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理，包括直接影響效應、間接影響效應和非線性影響效應等，目的是分析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發展的實現路徑。

第三步，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發展水平的機理。首先，利用歷年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數據等對共同富裕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對測度得到的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的傳導渠道；最后，利用門檻效應模型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非線性影響。

第四步，基于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為促進數字普惠金融提升、促進共同富裕發展水平，提供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第二章  相關文獻綜述與概念界定

2.1 相關文獻綜述

2.1.1 數字普惠金融相關文獻綜述

（1）普惠金融理念的形成與發展

普惠金融的出現旨在強調金融包容，意在克服金融排斥現象。金融排斥概念由Leyshon和Thrift（1993）提出，特指銀行關閉分支機構從而降低了群眾對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并認為金融排斥具有明顯的地理傾向性特征[1]。除了地理排斥，金融排斥還包括價格排斥、自我排斥、條件排斥與評估排斥等（Kempson和Whyley，1999）[2]。隨后研究發現某些特定社會階層存在難以獲得現代金融服務的現象，指出金融排斥現象將會給經濟社會造成極大危害。例如，我國二元經濟特征的重要形成原因之一就是農村金融排斥（譚艷芝和李維揚，2016）[3]。此外，金融排斥還會導致部分消費者尋求高利貸，從而危害社會穩定與發展（焦瑾璞，2019）[4]。

在2005年“國際小額信貸年”會議上正式提出普惠金融這一概念，指為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中金融服務需求者以可承擔的成本形式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理念由此得到了快速發展，引入我國后，更是得到了高度重視與極力推行。2013年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2015年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

在理解普惠金融的內涵上，從語義學上來講，拆解后可分別從“普”、“惠”和“金融”三方面來說。其中，“普”表示普遍性、廣泛性和包容性，是為了讓金融服務普及所有群體，尤其是少數地區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等（周小川，2016）[5]；“惠”是指以優惠合理的價格去享受到金融服務（Chakravarty和Pal，2010）[6]；“金融”主要指普惠金融是一種金融活動，其運行要符合市場化規律（邢樂成和趙建，2019）[7]。從學術專業范疇分析，普惠金融具有更豐富的內涵。若金融結構不協調，將會導致金融排斥，從而無法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宋羽，2016）[8]；而普惠金融能提高金融服務的廣度與深度從而可以有效解決金融排斥問題（Regan和Paxton，2003）[9]。

2.2 相關概念界定

2.2.1 共同富裕概念界定

貧困、不平等與富裕問題，自形成社會經濟體以來，一直都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通過文獻梳理發現，隨著經濟發展、時代進步，對它們關系的討論的不斷深入，對共同富裕的概念也從而產生相應改變[57-59]。在中國共產黨的正規文獻中，共同富裕最早出現在《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這一《決議》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人毛主席所主持、起草，并參與重要修改，《決議》指出：“為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緊隨其后，鄧小平同志在《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的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走到當今時代，習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

在時代的浪潮中，在發展的征途上，隨著對貧困更深層原因的認識不斷加深，發現解決高質量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才是解決貧困、縮小收入差距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共同富裕包含了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三個方面的要素。基于此，本文從以上三個要素出發提出當今時代極具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理念。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通過經濟發展進步，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進而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上的普遍富裕；是實現財富的共享和資源的均等分配，讓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夠分享發展的成果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生活雙富裕；是在實現發展的同時，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具有可持續創富能力的富裕。

第三章  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的理論分析............................... 16

3.1 相關基礎理論......................... 16

3.1.1 普惠金融相關理論............................. 16

3.1.2 信貸配給理論....................................... 17

第四章  共同富裕發展水平測度分析.................................... 26

4.1 指標體系設計............................................ 26

4.1.1 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26

4.1.2 指標體系構建.................................... 26

第五章  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實證研究..................................... 37

5.1 數據與指標說明......................................... 37

5.2 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效應分析............................. 40

第五章  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共同富裕實證研究

5.1 數據與指標說明

本節以上一節中計算得到的我國30個省市2011年—2020年共同富裕總指數為因變量，以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和三個維度的分指數為自變量，重點檢驗在控制其他變量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是否對共同富裕產生影響。

核心解釋變量：本節所采用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該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涵蓋了我國30省市2011—2020年的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以及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付服務程度三方面的分指數。

中介變量：在衡量技術創新上，由于專利授權審批時間較長，故本文選擇專利申請數量而非授權數量，更能即時準確地反映當下技術創新的程度。地區創業用地區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就業總人數與全部就業總人數的比值加以衡量。

控制變量：借鑒相關研究，除控制傳統金融發展水平外，本節還引入了政府干預、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外開放水平等作為控制變量[78]。相關數據分別來自各省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等權威性報告和機構。指標具體詳解如下。

第六章  主要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6.1 研究結論

當前，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在當今學術界，數字普惠金融作為一種重要手段，被廣泛關注和研究。然而，針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這一主題的研究還相對匱乏，難以為實踐提供有效的指導。因此，本文旨在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并具體研究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有顯著影響嗎？第二，如果有影響，其機制是什么？具體指其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非線性效應。第三，應該采取哪些措施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提高我國共同富裕水平？以上述問題為導向，本文采用文獻研究、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進行探討。最終得出以下主要結論是：第一，通過構建數理模型，根據投入產出函數推導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發展具有推動作用。根據理論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和減貧效應對共同富裕水平產生積極影響；在間接效應上，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和地區創業傳導渠道推進共同富裕；此外，數字普惠金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還具有非線性特征。第二，我國共同富裕發展水平在不斷提升，但共同富裕發展水平具有空間差異性，具體表現為“HH”和“LL”的空間聚集性，空間非均衡性的主要來源于地區間差異。第三，實證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和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數字支付服務程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效應顯著為正，三個維度當中覆蓋廣度影響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數字支付服務程度作用最小；分地區來看，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對西部地區影響最小；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和地區創業的傳導渠道影響共同富裕；數字普惠金融對推動共同富裕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關系。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