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基于資源基礎觀和制度基礎觀，就政府層面、市場層面、產業層面角度，構建了影響醫藥制造業發展的區域創新環境前因要素組態。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如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業革命與科技革命提速快行，我國的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而科技創新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開辟新領域、塑造新優勢的重要力量源泉。為盡快落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穩步邁進科技強國之列，國家堅持“四個面向”，堅定推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落實科技創新有關政策的若干措施》、《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指導意見》等法規規章。

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特別是我國物質經濟和生產力的客觀變化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中首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關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歷史性論斷，是現在和以后開展經濟活動、擬定戰略規劃的主要參照。這一重要經濟論斷在科學理論和管理實踐中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值得進一步地深入研究與分析。

高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植經濟發展新動能、保持經濟社會穩定興盛的關鍵主體，是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力量，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承擔著必不可少的作用。醫藥制造業作為高技術產業，是關注科學技術創新、支撐國家經濟發展、與國民健康息息相關的重要產業。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普遍對醫療衛生愈加重視，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加劇，國家政策對創新支持力度日漸加強，中國醫藥制造產業發展前景廣闊，未來將會在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區域創新環境是影響該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得到了學術界和實踐界的重視和矚目[1]。我國面積廣大，疆域遼闊，目前共有34個省級行政單位，各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差別大，各省級區域創新環境也有明顯差異。為了促進我國醫藥制造業的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各省份的區域創新環境，迫切需要學術界將各個省級區域納入研究樣本之中，以提出具有實踐價值的針對性建議。

1.2 研究問題及意義

1.2.1 研究問題

基于研究背景，結合文獻回顧，本文將區域創新環境從政府、市場、產業三個層面進行了劃分。一方面，區域創新環境是影響醫藥制造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層面、市場層面、產業層面的區域創新環境要素如何相互協作共同作用于制藥業績效結果，其具體驅動路徑仍是“黑箱”；另一方面，對于十九大重要經濟論斷提出前后兩個時段，驅動醫藥制造產業高水平績效的組態路徑，其如何演變，也尚不清晰。

基于資源基礎觀和制度基礎觀，以各省份醫藥制造業為研究對象，本文將針對以下三個關鍵問題進行研究：第一，區域創新環境各個層面的要素是否構成了制藥業績效的必要條件，其中制藥業績效結果具體包括制藥業高水平財務績效和非高水平財務績效，以及制藥業高水平創新績效和非高水平創新績效。第二，區域創新環境的政府、市場和產業各個層面要素之間怎樣聯動匹配，共同作用于醫藥制造產業績效。第三，比較十九大重要經濟論斷提出前后兩個時段，區域創新環境各個層面要素并發的條件組態怎樣變化，多重因素的組合路徑怎樣演化，以形成高水平的制藥業財務和創新績效。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資源基礎觀相關研究

2.1.1 資源基礎理論

盡管資源基礎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側重于企業層面的研究，但是就單一省份區域的產業層面而言，其規模與企業集群沒有質的差別。省際產業與企業集群有很多相似之處，其生存和發展都需要各種資源的支持，并受到稀缺性資源的制約，也需要通過資源進一步謀取競爭優勢。所以，資源基礎理論作為一個在多個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經典理論，它同樣可以用于指導省份級別的產業發展。

梅詩曄和劉林青（2018）[4]將資源基礎理論應用到技術密集型制造產業的經濟復雜性的研究中。毛凱豐（2017）[5]基于資源基礎觀，探究了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產業的選擇問題。呂竑和蘇昕（2013）[6]將資源基礎理論運用到我國城鎮化建設研究當中。葛京和席酉民（2000）[7]運用資源基礎觀分析了企業集團的跨國經營問題。以上這些代表性研究都表明了資源基礎觀的理論外延具有一定的開放性特征，能夠廣泛應用到產業、集群、企業等多個研究領域中。

（1）資源基礎觀的興起

Penrose是最早認識到資源對組織競爭地位的重要性的學者之一，她的著作《企業成長論》被后人視為資源觀相關研究的開篇之作。Penrose指出，一個公司的成長，無論是內部的或是外部的成長，也不管是通過合并、收購還是多樣化的方式，公司的成長都是由其資源的使用方式促成的。Penrose（1959）[8]由此認為，企業都是由“生產資源的集合”組成的，只有當這些資源被利用到可以為企業提供潛在價值的服務或產品中去，這些資源才可能有助于企業提升競爭地位。其后，Rubin（1973）[9]提出，資源本身并沒有多大用處，組織必須加工原始資源使其有用，而不僅僅是擁有資源。在Penrose和Rubin的基礎上，Wernerfelt（1984）[10]率先嘗試提出正式的資源基礎理論，他認為，對于公司而言，雖然其績效是產品直接驅動的，但終究是生產資源促進了公司業績的提升。所以，公司為了獲得高于正常水平的回報，應當關注市場熱門產品的生產資源，建立起資源上的競爭優勢。對此，Prahalad和Hamel（1990）[11]則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具備開拓和利用資源的性質，這使得通過資源來創造新產品成為了管理的主要職責。此處的資源是知識經驗、技術手段、物資設備等廣義上的資源。

2.2 制度基礎觀相關研究

2.2.1 制度基礎理論

在制度基礎觀（Institution-based view）出現之前，戰略管理領域中存在著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是產業基礎觀（Industry-based view），以“五力競爭模型”為標志，認為一家公司在市場上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競爭的產業環境的特征[43]；另一種是資源基礎觀，認為有價值的、獨特的、稀有的、無法代替的資源[12]，加上企業的動態能力[21]，才能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和高水平績效。

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兩組力量共同促進了制度基礎觀的興起。第一組推動力量是由經濟學家（如North[44]）和社會學家（如DiMaggio、Powell等[45]）開創的整個社會科學中廣泛的新制度主義運動。制度通常被稱為“游戲規則”。更正式的說，經濟學家North（1990）[44]將制度定義為“由人類制定的對人類互動體系的約束條件”。社會學家Scott（1995）[46]將其定義為“一種為社會行為提供穩定性和意義的調節規范與認知活動”。根據正式程度的不同，North[44]把制度分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規章、條例和法律等，非正式制度是指宗教、倫理、道德、文化等。其中，文化是制度安排的基礎和底層邏輯[47]，文化往往被視為環境中“支撐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48, 49]。在正式約束失敗的情況下，為了減少模糊性并為組織提供穩定性，非正式制度將施展約束效能[44]。與North不同，按照制約作用的大小，Scot（t1995）[46]把制度分成認知性制度、規范性制度、強制性制度。盡管學科根源不同，但學者們在核心命題上達成了一個顯著的共識，那就是制度很重要[50]。制度作為一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本規則，它在社會（如文化道德）、法律（如監管制度）、政治（如反腐倡廉）等多領域管理社會交易[51]，減少不確定性并提供意義，為生產、交換和分配奠定了基礎[52]。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 22

3.1 經濟發展論斷 ······························· 22

3.2 理論模型構建 ································· 23

第四章 財務績效的組態分析 ·································· 29

4.1 變量校準 ·································· 29

4.2 必要條件分析 ·································· 30

第五章 創新績效的組態分析 ································ 40

5.1 必要條件分析 ····························· 40

5.1.1 “論斷提出前”時段 ································· 40

5.1.2 “論斷提出后”時段 ····································· 40

第六章 多時段組態路徑演變分析

6.1 財務績效的組態路徑演變分析

6.1.1 單個核心條件軌跡

通過多時段QCA方法，對比研究十九大重要經濟論斷提出前后兩個時段的組態解，探索高水平醫藥制造業財務績效在不同時段的條件組態是否發生變化，其路徑構成是如何演化的。如果一個前因條件或多個條件組成的組態在多個時段中始終發揮主要作用，那么這個條件或者這個組態就是區域高水平制藥業績效在多時段的主導軌跡。如果某一前因條件或多條件構成的組態只在某些時段發揮核心作用，在其他時段作用不明顯，那么此條件或者組態可以稱為制藥業高績效的轉折軌跡。在條件組態中，核心條件顯著影響著高水平醫藥制造業績效，然而邊緣條件僅發揮著輔助作用。由于在論斷提出前后兩個時段，高水平制藥業財務績效沒有對應絕對一致的前因條件組態，可見缺少高水平制藥業財務績效的主導組態軌跡。所以，本文為了研究兩個時段形成區域醫藥制造產業高水平財務績效的主要前因的演化軌跡，對條件組態中核心條件的變動展開了細致分析。

兩個時段制藥業高財務績效的條件組態與路徑演變如表6-1所示，有只在“論斷提出前”或者“論斷提出后”發揮重要作用的核心條件轉折軌跡，也有在兩個時段均發揮主要作用的核心條件主導軌跡。由此可見，一方面要重視在不同經濟時段始終發揮核心作用的創新環境的主導要素，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區域制藥業高財務績效的組態演化路徑，關注創新環境的轉折要素。在兩個時段中，只有一個核心條件變量始終出現——市場活躍程度，這說明，市場活躍程度是兩個時段醫藥制造產業高水平財務績效的主導軌跡。若要實現區域制藥業的高水平財務績效，必然要求保持良好的市場活躍程度。此外，在“論斷提出前”時段，政府資金支持是制藥業發展的核心條件變量，但在“論斷提出后”時段，政府資金支持是邊緣條件或不出現，這表明，政府資金支持在“論斷提出后”不再具有主導效應。

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展望

7.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資源基礎觀和制度基礎觀，就政府層面、市場層面、產業層面角度，構建了影響醫藥制造業發展的區域創新環境前因要素組態。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本文以中國31個省級區域作為研究樣本，使用QCA方法，探究了這一經濟論斷提出前后兩個時段的制藥業高水平、非高水平財務績效和創新績效的組態路徑，并分析了高水平績效的組態演化軌跡，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對于制藥業財務績效而言，在“論斷提出前”時段，產生制藥業高水平財務績效的組態有5條，其核心條件為政府資金支持、市場活躍程度；導致制藥業非高水平財務績效的組態有2條，其核心條件是“非政府資金支持”、“非市場活躍程度”。在“論斷提出后”時段，形成制藥業高水平財務績效的組態有3條，其核心條件為市場活躍程度、產業經濟規模、產業人才支撐和產業研發重視；而致使制藥業非高水平財務績效的組態有2條，其核心條件為“非市場活躍程度”、“非產業經濟規模”和“非產業研發重視”。比較兩個時段，制藥業財務績效由主要依托于政府層面和市場層面，轉變為依托于市場層面和產業層面；政府層面創新環境發揮的作用有所減弱，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有所減少，更多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市場層面創新環境中，市場活躍程度是核心條件主導軌跡，比市場對外開放的作用更為顯著，這正對應了我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二，對于制藥業創新績效而言，在“論斷提出前”時段，形成制藥業高水平創新績效的組態路徑有4條，其核心條件為政府資金支持、產業人才支撐和產業研發重視；而導致制藥業非高水平創新績效的組態有2條，其核心條件是“非政府資金支持”、“非產業經濟規模”。在“論斷提出后”時段，產生制藥業高水平創新績效的組態有4條，其核心條件是產業經濟規模、產業人才支撐、產業研發重視；導致制藥業非高水平創新績效的組態有3條，其核心條件是“非產業經濟規模”。比較兩個時段，產業人才支撐、產業研發重視是核心條件主導軌跡，始終是高水平創新績效的必要條件和核心條件。在“論斷提出前”時段，制藥業創新績效在經濟上更加依賴于政府資金支持；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