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并收集相關數據計算出金融資源配置規模；最后，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Sobel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深入探究了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鮮明主體便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使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韓保江，2022）[1]。在經濟發展轉型和重大突發性衛生事件的雙重影響下，中小企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我國經濟韌性、就業韌性的重要支撐，尤其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形勢愈發嚴峻的關鍵時期，中小企業憑借數量多、創新活力強等特點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毛細血管”。截止至2022年，我國實際擁有的各類市場主體總數為1.7億戶，其中中小企業占比超過97%，對我國的稅收、GDP、技術創新與城鎮就業崗位的貢獻均達到了50%以上。總體而言，中小企業在穩定經濟增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供給側結構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實現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環節，是落實國家政策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但現階段，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正處于步履維艱的階段。長期以來，消費、投資與出口并稱“三駕馬車”拉動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最近幾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國內外宏觀形勢愈發嚴峻，國內消費增長速度變慢、投資市場萎靡。并且，由于2019年新冠肺炎的影響，我國GDP增速下滑嚴重。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國有大型企業憑借自身條件優越、抗風險能力較強的優勢，企業利潤所受沖擊較小，然而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在經營規模較小、信息抓取能力不強、融資困難等多種因素疊加的影響下，遭受了較為嚴重的沖擊，企業利潤下滑嚴重，利潤率同比下滑超過30%，部分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危機。更為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我國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金融抑制問題，傳統金融服務在中小企業的過程中存在金融錯配的問題，約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業被排除在正規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之外，這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過于狹窄，融資成本過高，從而導致中小企業的經營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阻礙了中小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1.2 研究意義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將視角推廣至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在構建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合成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本文的研究意義主要分為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

1.2.1 理論意義

從理論上看，首先，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根基，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質量直接影響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健康程度。高質量發展作為當前關注的熱點話題，研究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有助于完善高質量發展在微觀方面的研究。其次，現有研究大多采用單一指標來衡量中小企業的發展質量，衡量方式略顯單一，并且現有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單一方面，那么，數字普惠金融作為傳統金融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的代表性產物，其發展是否可以更好地、全方位地中小企業的發展進行服務。基于此，本文嘗試構建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標體系，明確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發展質量之間的理論關聯和影響機理可以豐富和完善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影響的理論研究，彌補現有研究空白。

1.2.2 現實意義

從實踐上看，中小企業在就業、稅收、創新等方面存在優勢，為我國經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目前中小企業的發展普遍承壓，平均壽命加速下降，每年新開公司和倒閉公司基本持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金融業數字化加速轉型的背景下，數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資源的錯配程度，提升金融資源分配效率，擴大金融資源配置規模，更好地服務中小企業值得探究。基于此，本文將對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與機理進行深入分析，探索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小企業發展質量上的引領作用，對監管機構提供角色參考、明確相關政策的著力點具有重要意義。

2 文獻綜述

2.1 數字普惠金融相關研究

2.1.1 數字普惠金融含義

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源于普惠金融，是數字技術與傳統普惠金融深度融合而成，主要是指在傳統普惠金融的基礎上依托互聯網、生物識別、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彌補傳統普惠金融體系固有的缺陷，為傳統金融服務的邊緣人群提供金融相關資源（汪亞楠等，2020）[7]。由于我國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的研究起步較晚，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關于普惠金融的相關研究正處在不斷地充實與完善階段，目前沒有統一的定義。因此，本文以普惠金融為起點、分國內外兩個部分，梳理數字普惠金融含義的相關文獻。

（1）國外相關文獻

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由聯合國于2005年在“國際小額信貸年”的宣傳中提出，與“金融排斥”的概念相反，是針對地理位置較遠、收入較低等各種復雜的原因而不能正常享受金融服務的人群而提出的，因此又叫“包容性金融”。普惠金融的基本理念是指以可負擔的成本全方位地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主要通過不斷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滿足他們的金融服務需求。William（2006）[8]從金融排斥的角度闡述普惠金融，認為利用普惠金融可以有效解決金融排斥的問題；Nachiket&Bindu（2007）[9]認為普惠金融是金融機構承擔合理的經營成本為客戶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Sarma&Pais（2011）[10]認為每個經濟主體具有平等享受正規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的權利；Hanning&Jansen（2017）[11]對普惠金融的含義進行拓展，認為享受普惠金融的受益者除了享受正規的金融服務之外，還應當享受更為全面的金融服務，例如理財、匯兌與信托等。

在對數字普惠金融定義的研究方面，Honohan（2005）[12]從數字普惠金融的功能出發定義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將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為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消除貧困的金融性服務；Polasik et al.（2020）[13]和Uddin et al.（2020）[14]均認為數字金融本質上是數字金融是傳統金融的互聯網化產物，利用數字技術為客戶提供支付結算等多種傳統金融服務。

2.2 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相關研究

2.2.1 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內涵相關研究

高質量發展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堅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新概念，目前相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例如經濟、社會等宏觀層面，而以企業高質量發展為代表的微觀層次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本文首先梳理宏觀層面的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文獻。

黨的十九大后，在宏觀層次上，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是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主，相關文獻被劃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理論研究，二是實踐探索。理論研究主要關注于深入剖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內涵，實踐探索主要研究如何在實踐中運用正確方法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目前，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定義仍未形成統一的表述，不同學者從多角度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進行了闡述。整體來看，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轉變（趙劍波等，2019）[72]，它要求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更看重質量的提升（趙華林，2018）[73]，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追求更加有效、協調、創新、穩定的發展方式（任保平，2018）[74]，保證經濟更加長遠的發展。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方面，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一種新型的發展方式，其實現路徑較為復雜。例如王喜成（2018）[75]認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實現投入、產出等緩解的高質量發展；鄭志來（2020）[76]則立足于金融監管，指出金融供給側改革能夠更好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藍樂琴和黃讓（2019）[77]、林春和孫英杰（2020）[78]、王儒奇等（2020）[79]、冉征和鄭江淮（2021）[80]、曹洪軍和張紹輝（2022）[81]均從創新角度出發，研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3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 16

3.1 概念界定...................................... 16

3.2 相關理論基礎................................... 17

4 實證研究設計 ................................ 29

4.1 變量定義......................................... 29

4.2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34

5 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實證結果分析 .................... 39

5.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39

5.2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5 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實證結果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5.1.1 描述性統計結果與分析

表5-1匯報了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各變量的樣本容量均為5810，不存在缺失值。表中的平均數反映了總體樣本的平均情況，代表了總體趨勢，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從統計角度對分析了樣本的集中趨勢和離散趨勢。根據表5-1，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HDS）的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0.042、0.003與0.523，說明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質量存在較大差異、發展質量也存在異質性關系；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的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1.014、0.162與4.319，反映了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之間的不平衡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EFA）的平均數為0.848，說明部分省份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還有提高空間；金融資源配置規模（SFA）的最大值6.783約是最小值1.243的5倍，說明目前我國各省份金融資源配置規模差異較大，金融資源分配不均。

6 研究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結論

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其高質量發展是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只有中小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國才能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進而整體實現高質量發展。以閱讀大量相關文獻為基礎，本文首先從理論部分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和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其次，本文基于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內涵，構建了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并收集2011-2020年中國中小板581家上市企業相關數據，運用熵權TOPSIS方法計算我國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然后，為探究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本文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并收集相關數據計算出金融資源配置規模；最后，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Sobel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深入探究了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此外，為進一步保證實證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還進行了Bootstrap自助抽樣法、內生性檢驗與剔除特殊事件的影響，并進行了異質性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首先，數字金融對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依托現代數字技術，能夠突破信息傳遞障礙從而有效緩解企業內部與外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信息傳播效率與信息可信度，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基礎，從多個方面促進我國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在經過內生性檢驗與剔除重大事件后此結論仍然成立。

其次，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金融資源配置規模在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數字普惠金融對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擴大金融資源配置規模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擴大金融資源配置規模的方式來提高中小企業的發展質量。數字普惠金融在緩解金融錯配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提高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為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并且隨著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的深度融合，數字金融創新了金融工具，催生了大批新型金融機構，使我國金融配置資源更加豐富，進而可以有更多的金融資源流向中小企業，降低了中小企業融資門檻，豐富了中小企業的融資資源，有利于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并且上述結論在經過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