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以私營企業家為研究對象，提出了以企業家社會地位感知為自變量，以慈善捐贈為因變量，以市場地位、招待費用和區域市場化程度為調節變量的基本研究模型，并采用2010-2014年的私營企業調查數據。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經歷了由弱到強的轉變，成長為世界上超大規模的經濟體系，這樣的轉變是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一大壯舉，被世人成為“中國奇跡”。對比1978年和2022年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兩份統計報告，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給我國的經濟帶來的巨大的改變：對比1978年和2022年我國的GDP，從1978年的0.365萬億元增長到了2022年的121萬億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從1978年的0.04萬元增長到2022年的8.57萬元，已經與中等偏上國家收入水平相當；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0.0133萬元增長到2022年的2.01萬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0.0343萬元上升到4.93萬元。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如此大的成就，我國的私營企業這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期間，我國的私營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截止到2022年底，我國的私營企業數量已經超過了4700萬家，注冊的個體工商戶數量甚至超過了1.11億戶，占市場主體總量的三分之二，是2012年的2.75倍。私營企業在在推動發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和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的表現可以“五六七八九”來概括，即“私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可見，私營企業已經成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然而，與社會各界對私營企業經濟地位的關注相比，私營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卻很少被提及。社會地位感知對于大部分的企業家來說都是影響其決策的重要因素，尤其對于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來說，其社會地位在數千年的文明進程中顛簸前行，“重農抑商”的文化傳統使得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始終搖擺不定（李路路，1998；范曉光和呂鵬，2017）。首先，在封建社會時期，私營企業家往往作為統治階級的附庸者的角色存在。“重農抑商”是這一時期對待私營企業家的主旋律，在戰國時期商鞅提出了“農戰論”，認為“使工商技巧之人無繁”（劉顏東，2004），商人的地位往往處于社會的底層；到了唐朝，賤商令的頒布也讓唐朝的商人難以獲取產權的保護；

1.2研究問題

私營企業作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來自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也對于解決社會問題、調節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諸多正面影響。慈善捐贈作為私營企業運營中一個重要的行為，不僅僅受到私營企業自身的實力、外部的營商環境等因素影響，還會受到企業家社會地位的影響。由于“重農抑商”風氣的影響，私營企業家雖然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通過努力獲取較好的經濟條件，但是卻始終難以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對應的社會地位。這種狀況直到2005年“非公36條”推出后才得到改善，才慢慢得到改善。身份認同理論指出個體如果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越高時，會傾向于做出維護其社會身份的行為。其中慈善捐贈就是一種能夠有效維系其社會地位的行為，從慈善捐贈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在私營企業家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之后，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依然不斷上升，那么從身份認同理論角度出發，私營企業家的慈善捐贈行為是不是為了維護其社會地位呢？在沿著這一思路，再結合現實中的現象，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私企企業家的慈善捐贈行為是否為了維護其較高的社會地位感知。

第2章文獻綜述

2.1地位感知的文獻綜述

2.1.1地位的概念

對于個體的地位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之一，對個體的地位進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地位，代表著一個社會個體在社會中對其他社會個體的影響力以及受到其他社會個體的約束程度。這要求具有地位的個人處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其地位代表的是個人被賦予或授予的社會價值指標(Bierstedt,1970)。此外部分學者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每個在社會集群中存在的個體都會被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地位就是其等級的位置，其等級的位置往往取決這一個體所擁有的聲望、財富等資源。與此同時，另一名學者Bierstrdt(1970)指出，地位指的是個體在其所在地區或群體中被授予的位置或者等級。因此個體的地位往往不是由單一的因素影響，地位的不同往往取決于個體所擁有的資源差異(Anderson et al.,2001)。在研究個體地位的文獻中，地位會被劃分為兩種，分別是客觀地位和主觀地位，其中客觀地位指的是客觀地位主要是指個體的經濟社會地位，比如個體的收入、教育程度、職業、社會身份等客觀存在，關聯著個體對周圍人或在一個群體、組織中的影響力大小、威望多少、自主權利大小及受到的約束等，是一個客觀、絕對的指標(馬駿等，2019)。而主觀地位指的是個體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感知，這種主觀感知基于個體的感性認識，是一種相對的、主觀的指標，是指個體從自我感受角度來判斷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相對位置，或者說與其他社會成員相比后得到的自我主觀評價，是基于社會對自身的關注度、支持度而產生的感受和判斷(Kraus,2013)。對于地位的分類，最受學者們廣泛接受的分類方式是將地位分為3類，分別是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也有一種分類方式是將地位分為4類，就是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礎上加上信息地位；也有的研究人員根據個體獲得地位的時間進行地位類型的劃分，總結出天賦型地位和獲得型地位兩種地位類型；最后，部分研究人員把地位分為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關系地位，分類的依據是體從地位獲得的資源差異。

2.2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文獻綜述

2.2.1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概念

企業的慈善捐贈一直備受矚目。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學術界多年來一直研究企業的慈善行為。然而，目前國內外的文獻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定位存在差異，具體而言，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價值解釋也不盡相同。在19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中，學者Ireland和Johnson對慈善捐贈進行了定義，他們認為企業的慈善捐贈是具有捐贈特征的行為，指的是企業將自身的資源以另一種方式轉移給受贈人。另一個代表性學者Carroll（1979）將企業慈善捐贈的行為納入企業的社會責任體系之中，并認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是企業作為捐贈主體進行社會捐款的一種行為，并且由于慈善責任屬于社會對企業寄予的一些無法表達期望，履行與否是企業自行判斷和選擇的，屬于企業自愿的行為，因此進行慈善捐贈的行為往往能夠給企業帶來更多的關注以及認可（李四海等,2016)。美國財務會計準則指出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是企業通過自愿的方式向政府或者相關的機構提供資金或物資等行為。根據國外的學者的研究，國內的學者對慈善捐贈進行即一步的補充。在國內，學者周秋光和曾桂林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系統性的梳理，指出慈善捐贈是一種高尚的行為，是一種無私的支持和奉獻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個人、機構等可以自愿向公益性社會團體和非營利機構進行捐贈。這種捐贈可以促進其他社會公共福利事業的發展與進步。另外，學者張振剛等(2016)認為，企業的扶貧救助、抗震救災、教育辦學等公益行為也是一種慈善捐贈。這些行為不僅可以幫助組織或政府解決社會問題，還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在當前的慈善捐贈研究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企業的慈善捐贈視為企業戰略決策之一，并進一步探索企業慈善捐贈戰略的動機。

第3章 理論基礎和假設提出 .............................. 26

3.1 理論基礎 ......................................... 26

3.1.1 身份認同理論 .............................. 26

3.1.2 企業社會責任理論 ................................. 27

第4章 研究設計 ............................... 34

4.1 樣本選取 ................................ 34

4.2 變量測量 ........................................ 34

4.3 估計方法 ................................... 37

第5章 實證分析 .................................... 39

5.1 描述性分析 ........................................ 39

5.2 相關性分析 ........................................ 40

5.3 回歸分析 ............................................. 40

第5章實證分析

5.1描述性分析

表2主要列出了各個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慈善捐贈的均值為7.9566，標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3.2621，準差為58.7678，這說明在私營企業之間的慈善捐贈水平有著巨大差異。私營企業家社會地位感知的均值為7.790，最小值為2.0000，最大值為9.0000，標準差為1.7672，這說明我國不同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感知差異巨大。企業招待費用的均值為2.1567，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4.7958，標準差為1.3837，這說明企業之間招待費用的差異較大。市場地位的均值為0.3463，最小值為0.0008，最大值為2.8919，標準差為0.7233，這說明私營企業的平均市場占有率為0.3463%。市場化程度的均值為6.8173，最小值為4.1200，最大值為9.3700，標準差為1.6134，這說明我國不同省份之間的市場化進度有著一定的差距。然后，私營企業家的性別均值為0.8582，這說明了男性私營企業家的比例遠高于女性私營企業家，具體男性的私營企業家占比為85.82%；私營企業家的年齡均值為46.3508，私營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均值為3.8113，私營企業家年薪均值為2.5529，這些私營企業家的個人特征說明了我國私營企業的私營企業家以男性為主，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或中專水平。進一步，私營企業的盈利能力均值為0.0908；私營企業的平均年齡為9.7163，其中成立時間最長的企業已經成立了19年，最年輕的企業則成立了2年；企業規模的均值為4.1328。黨組織、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均值分別為0.3864、0.5958和0.3187，這說明大多數的私營企業沒有設立黨組織、董事會和監事會。

第6章結論和未來展望

6.1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0-2014年6684間私營企業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來以下的研究結論：

首先，私營企業家維系其社會地位感知是私營企業家進行慈善捐贈行為的重要因素，企業家的社會地位感知越高就會更傾向于做慈善捐贈行為。

其次，從微觀心理層面出發，私營企業的市場地位越高，企業通過慈善捐贈維系社會地位的動機越弱。私營企業較高的市場地位本身就能夠幫助企業家在其所在的圈層內獲得較高社會地位感知，因此企業家進一步以慈善捐贈行為去維系社會地位的動機會減弱。

然后，基于中觀網絡層面，私營企業招待費用越高，企業家通過慈善捐贈維持社會地位的動機越弱。這是因為，企業家能夠通過招待活動來維系圈層關系從而達到維系社會身份的目的，在這樣的關系能夠幫助私營企業家獲圈層內的社會認可提高社會地位的感知，這意味著招待費用也能起到減弱私營企業家通過慈善捐贈行為去維系社會地位感知的意愿。

最后，在宏觀制度層面，企業所處區域的市場化程度越高，企業家通過慈善捐贈維系社會地位的動機越弱。這是因為，更高的區域市場化程度讓私營企業家對自己身份的理解更加多元化，簡單的慈善捐贈難以私營企業家維持社會感知，私營企業家必須通過多元化的活動去維系社會地位感知。因此區域市場化程度也會削弱慈善捐贈維系私營企業家的社會地位感知的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