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實證研究發現在混改國企中，非國有股東無論是在股權結構方面還是高層治理方面的混改都可以有效的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從股權結構方面來說，隨著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與原國有股東形成一種制衡，有利于企業信息環境的改善，因而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的作用更加顯著。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選題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擔負著國家重任，推動著社會的經濟發展（許晨曦和金宇超，2021），國企改革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黨的十八大以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我國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據國資委數據統計1，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業所屬企業中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超過75%，較2012年提高二十多個百分點，地方國有企業所屬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超過54%，非公資本占央企所有者權益比重逾38%，我國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非國有資本進入到國有企業中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不同產權性質的資本相互融合，既可以將國有資本引入到非國有資本中，也可以將非國有資本引入到國有資本當中，二者可以優勢互補，相互促進。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只是簡單地混股權，重要的是在引入非公資本的同時，提高非公資本的話語權（逯東等，2019），保障非公資本應有的權益。

作為信息中介，分析師可以對上市公司的公開信息進行解讀（Schipper，1991），并從中發掘出更多的公司內在信息（周開國等，2014），從而將這些信息傳達給投資者，投資者再利用這些信息進行投資決策（Driskill等,2020），這有助于促進資本市場的良性發展（朱紅軍等，2007）。但是人是有限理性的，分析師不能夠了解到一家公司的全部信息，所有他們做出的盈余預測往往有所偏差（張宗新和楊萬成，2016），并且存在“盲目樂觀性”的特點（Hong和Kubik，2003），這樣會誤導投資者，不利于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

第二節  基本概念界定

一、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

混合所有制區別于單一所有制，它是指幾種不同的所有制資本混合在一起交叉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多種形式，可以在民營企業里引入國有資本，也可以在國有企業中引入民營資本。本文所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指以國有資本為主導，在國有企業中引入非國有股東，讓非國有股東參與國有企業治理。這種形式的混改有多種好處，一方面國有企業有著規模大、技術強等優勢，且國有企業很多處于壟斷性行業，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拓寬非國有資本的投資渠道，擴大國有資本的作用與力量（黃速建，2014），另一方面非國有股東具有市場化程度高、公司治理效率高等優勢，非國有股東的進入可以改善國有企業“一股獨大”帶來的內部治理問題（蔡貴龍等，2018），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發揮不同類型所有制的優勢，促進各種所有制資本的共同發展。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引入非國有資本。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是股東大會投票和委派董事、監事或高管參與國有企業的高層治理，即在股權結構和高層治理兩個維度方面的治理。在股權結構方面本文參照郝陽和龔六堂（2017）的研究，將非國有股東定義為除了國有股東之外的民營股東、外資股東、自然人股東和機構投資者等，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為前十大股東中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之和，非國有股東委派董事比例定義為非國有股東委派的董事占國有企業所有董事的比例。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的影響后果

目前，隨著國企混改進程的不斷加快，已有大量學者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的影響后果進行研究，本節主要從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對公司治理、企業創新、投資效率、企業績效這幾個方面影響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

一、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我國國有企業長期存在“內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等問題（劉漢民等，2018），因此我國國有企業中需要改變治理模式，實行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提升企業治理水平（李維安，2014）。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種高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有助于改善企業的內部治理（尹煥三，2004）。

非國有股東可以有效地發揮監督制衡作用，提升公司治理效率（黃速建，2014）。非國有股東可以通過股東大會參與公司治理，公司法規定當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時，那么在公司的一些重大事項上將會有否決權，此時非國有股東擁有了公司運營和決策參與權（張文魁，2017），可以與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東形成一種股權制衡，有利于緩解委托代理問題，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劉運國等，2016）。何瑛等（2022）從資本結構調整視角進行研究，發現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后可以促進企業完善高管激勵機制，降低政策性負擔，加快資本結構調整的速度。王美英等（2020）的研究結果表明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國有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梁上坤等（2020）從企業違規的角度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混合程度越高，企業的違規行為越少。楊興全和尹興強（2018）從新的角度出發，研究混改對于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發現國有資本與民營存本的混合程度越高，不僅可以優化治理機制，還能優化企業的現金持有行為。

第二節  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影響因素

分析師作為有效的信息中介，他們具有專業能力，利用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進行研究分析，向投資者提供專業的研究報告，能夠減少公司內外部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公司經營效率的提升，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分析師進行盈余預測時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目前關于分析師預測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分析師個人特征、上市公司特征、外部環境等幾個方面，并已經取得了大量成果。本節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梳理。

一、分析師個人特征

證券分析師通過對上市公司的信息進行整合進而向投資者提供有價值的專業建議，能夠優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提升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分析師較高的預測能力主要是由于他們具有較強的信息渠道和較強的分析能力。因此分析師個人的學歷、經驗、人際關系等都會影響其做出的預測報告。一部分學者研究發現分析師性別會影響分析師盈余預測的準確性：相比于男性來說，女性的右側大腦功能更強，因此女性分析師在預測能力上比較有優勢（呂兆德和曾雪寒，2016），并且女性分析師對風險的厭惡程度高于男性，進行盈余預測時會更加謹慎（伊志宏等，2015）。此外女性分析師的個人樂觀主義相對較弱，更加相信公有信息，會有更強的動力挖掘和分析公有信息，因此女性分析師的盈余預測偏差更小（Jacob等，1999）。

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假設提出....................................17

第一節 理論基礎.....................................17

一、委托代理理論.................................17

二、信息不對稱理論..................................17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證結果分析..............................24

第一節 研究設計....................................24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24

二、變量定義...............................................24

第五章 進一步分析......................................42

第一節 對分析師預測的進一步研究................................42

一、對分析師跟蹤以及分析師預測分歧度的影響........................42

二、對分析師預測樂觀偏差的影響...........................44

第五章 進一步分析

第一節  對分析師預測的進一步研究

一、對分析師跟蹤以及分析師預測分歧度的影響

前文已經研究證明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可以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提高企業的信息含量，本文將進一步討論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對分析師跟蹤以及分析師預測分歧度的影響。我國國有企業中長期存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外部投資者了解企業真實情況的渠道有限，分析師可以改善這一情況（陳欽源等，2017）。現有研究表明分析師更加關注信息質量高、收集成本小、發展前景較好的公司。Bricker等認為分析師更加關注發展前景好、盈余波動性較低的公司，因為這降低了分析師收集信息的成本。董望等（2017）認為內部控制一方面降低了分析師收集信息的成本，還提高了分析時所依賴信息的質量，能夠降低分析師預測的難度，吸引更多的分析師跟蹤。崔玉英等（2014）認為分析師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更加關注成長力較好的公司。王玉濤和王彥超（2012）認為業績預告增加了分析師預測的信息來源，減少了分析師預測的成本，會引起更多分析師跟蹤。根據前文的研究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了企業的信息含量，較高的信息含量可以降低分析師預測的成本（李丹蒙，2007），因此本文認為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能夠吸引更多的分析師跟蹤。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分析師是上市公司與外部投資者之間溝通的信息中介，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可以衡量企業的信息環境水平。我國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它有助于深化國企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讓非國有股東參與國有企業治理。已經有學者研究了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可以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劉運國等，2016）、提升高管薪酬敏感性（蔡貴龍等，2018）等經濟后果，但還未有學者研究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能否改善企業的信息環境，即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對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的影響，因此本文以2008-2020年我國滬深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對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的影響，以及其中可能的作用機理。在委托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信號理論以及有效市場理論的支撐下，本文通過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實證研究發現在混改國企中，非國有股東無論是在股權結構方面還是高層治理方面的混改都可以有效的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從股權結構方面來說，隨著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與原國有股東形成一種制衡，有利于企業信息環境的改善，因而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的作用更加顯著。從高層治理方面來說，非國有股東委派董事后，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進入了公司實質性的權利中心，能夠有效發揮監督治理作用，進而顯著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同時，本文通過更換變量、更換樣本、Heckman兩階段法、工具變量法對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與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的關系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均一致證明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能夠降低分析師盈余預測偏差，表明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可以有效的改善國有企業的信息環境。

參考文獻（略）